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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先生1943年出生在中國靑島,他上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父親也是一個優秀生,大學畢業被點名去了靑島當了電報局長,日本侵華,父親不願意爲日本人做事,就離開了靑島電報局,流亡內地。家里貧困,母親吃苦耐勞賢惠樸實,雖然窮,但父母對孩子們説學習與敎育很重要,記憶中的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未來選擇前途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選擇政治,也許是我父親對政治特別敏感,他和我們全家人爲政治吃了許多苦。90年代,我的九個兄弟姐妹基本時間都與父母在美國,唯獨我到處奔波,在某種意義上我也許是一個不孝的兒子。
在我五歲的那年(1947年),家中已經有九個兄弟姐妹?。我有一位大伯父計志文,他是中國基督敎曆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他去靑島傳道,見我家子女多,而他自己沒有子女,希望我父母獻出一個子女給他,按基督敎的説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神,一生宣揚神的眞理。我父母商量後就決定把我和我4歲的弟弟“奉獻”給神。那個時候我大伯父在中國人中,爲了擺脫西方人,他是完全由中國人自己創辦基督敎會的第一人。他一生創辦了許多的孤兒院,他也被稱爲“孤兒之父”。大伯父繼續傳道希望我的父親將我和弟弟送到他的上海孤兒院。
正逢同一年(1947年),國內戰爭全面爆發,但那時還能在杭州舉行解放前的全國運動會,我父親是運動會主要職員,他率領全華北地區運動員,在靑島搭船前往上海,再轉道杭州,趁此機會,父親帶了我和弟弟同船到上海,要把我和弟弟交給大伯父的孤兒院。當時的情况,計先生還歷歷在目。回憶起當時他與弟弟跟一幫運動員,坐在一個像電影“甲午海戰”中那樣輪船的大統艙里,還記得運動員們圍起來跳舞的場景。誰知這船行到一半,停住了,並開始往下沉,記憶里他知道人們慌亂起來……,好像過了很久,前方有一艘美國兵艦來到我們船旁,很高很大。我看到兵艦上放下來的繩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相貌不同身材魁梧的洋人,我十分害怕,一個水兵來抱我,我哭了,水兵只好幫我父親拿行李,由我父親親自抱我攀爬繩梯,我們安全到了上海。
到上海後,我和弟弟就被送到我大伯父創辦的“中國佈道會上海江灣兒童樂院”里。這是一所孤兒院,收養了幾十名15歲以下的男女孤兒。當時我大伯父並沒有把我們當養子對待,只是把我們當孤兒一樣收養。從進這所“兒童樂園”到解放,我們在園中只見過大伯父一次,而且還是在一次“感恩節”的基督敎儀式上,儀式完了,大伯父也沒有單獨與我們交談,他也沒問一問我們是誰?不過我和弟弟在這孤兒院里的地位還是與衆不同,有些工友在背地里都叫我小院長或小主人。
也許那個時候兵荒馬亂,後來聽説:解放前夕,我的大伯父計志文他創辦的“基督敎中國佈道會”在中國的所有事務,産業、學校、孤兒院,全都交給基督敎圈內的能人,但這些人,出于對共産黨的恐懼,也一個個辦事人員一個個離開大陸,令中國佈道會的事務群龍無首,屬於佈道會的學校、孤兒院的開支,已無從着落,大伯父只好請不願離開中國的父親代管。我父親當時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根本不是基督徒,出于對堂兄事業的幫助,也就毅然從靑島南下上海,成了計志文牧師的代理人。解放後,我父親又把在靑島的家,全部搬到了上海,就把家安置在上海郊區的“兪家灣”。而我的全家人在解放後,包括文革期間的坎坷遭遇,與我父親不願意接近政治和跟基督敎中國佈道會有直接的關係。
不知不覺計先生在報社講他的故事已經過了晩餐時間,我邀請他離辦公室不遠的華都海鮮自助餐廳享受晩餐,我們邊吃,我又讓計先生繼續講他的故事:
1949年上海解放了,我父親被邀請爲上海市政協委員,邀請信由當時擔任上海市長陳毅親筆書寫。我父親他對國民黨政府早已失去信心,對共産黨也並無惡感,但卻無意涉及政治,因此決定不接受這個邀請。那年我7歲,雖小,但已懂得父親爲此事惶惶終日。陳毅的信,撕也不是,回也不是,藏也不是,弄得他束手無策……,但我父親終究沒有去出席政協會議。由此厄運就開始臨到了我家的頭上。我父親從“不跟共産黨合作陞級到對抵觸共産黨領導。”他的罪名越來越大,政治高帽一個接一個。更嚴重的事發生在1951年,中國佈道會的事務被共産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分會”接收後,在我父親的頭上多了一個黨的領導人,他只想做一個自由人,辭去了救濟總會的工作,那個年代哪有自由人?從此他的罪名又再次陞級“對抗共産黨”。
我們家的命運就如同中國的一個一個政治運動,到1966年我大學畢業,文化大革命把我們家抄了個底朝天,撬地板、揭瓦、劈開房樑、打爛器物,連續十幾天,父親因“美國間諜嫌疑”,我們全家即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我母親被拷打數小時,昏死過去幾次,之後關起來,當時家里除了一個才13歲的弟弟,沒被關,因爲家里還有一個沒滿月的小外甥,是我三姐的兒子,而三姐也被關,13歲的弟弟負責照看這個剛出生不久的外甥,小孩餓了,弟弟就把他抱到三姐關押的地方喂奶。全家12人被關押了8人,當時我和二姐在外地工作,一個月內除我父母外,其他兄弟姐妹陸續放回,我母親被關押3個月也放回,只剩下我父親還在關押。通常只要有人對我講文革我都會阻止,因爲這是一段苦難的歷史,雖然我那年只有三歲,但父親被帶高帽遊街的情景我也沒法忘懷,但看着計先生我繼續聽着他的故事:
我父親在關押期間受盡肉體和精神折磨,父親在監獄里得知我們全家均已遭難,讓父親覺得生無可戀,數次自殺未遂,我得此消息,從外地趕回上海,自己找上專案組説:我跟父親最親密,我可讓父親交代問題,專案組即安排我與父親見面,我用我父親聽得懂的語言,吿訴我父親,家中諸人已均安好,即使我出不去,外面還有9個兄弟姐妹和母親會爲你申冤,我只想讓我父親堅持活下去。那一天專案組看守把我以“攻守同盟”罪關押,我開始了21個月的黑牢生涯。
計先生喝了一口水往下繼續説:在他關了約3個月時,一個奇冷的冬天。他被關在四面透風的小屋,一個竹榻擱在兩張長凳上,只一條棉花胎,是沒有被里被面的,怕你把布撕成條條用來自殺。白天小屋內水杯都結冰,晩上睡在竹榻上,不脫外面的棉衣,裹着棉花胎都凍的瑟瑟發抖,帶動竹榻震動發出響聲。我被關監獄就是希望我父親不要自殺,而那一晩上計先生自己産生了自殺的念頭:他已盤算好自殺的方式――利用出外到一個茅坑大小便的機會,跑步30秒,到一條50米寬的河邊,泅渡過河,10秒就到一條鐵路,順着鐵路,迎向飛馳而來的火車,就萬事大吉。因爲當時火車極準時。
當計先生想結束自己生命,一個善良得舉動拯救了他得靈魂。這是一位30歲左右的少婦,名叫王秀春的,她是晩間看守人之一,她把自己一件黑呢子大衣蓋在了計先生的身上,而計先生聽到了他三個看守人得對話:王大姐你怎么把大衣給犯人蓋上,你這樣做如被上面知道,你會倒霉的;只聽王秀春説,總不能見他凍死,你們不説,誰也不會知道,再説誰知道他是好人壞人?一個已經走到生命邊緣的人,在那個時刻那幾句普通的話震撼到了計先生的心靈,這個世界還是有好人!
我對計先生開玩笑地説了有信仰的人是不怕皮肉之苦,小時候看了那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是我堅信不疑的。計先生表示:在一個黑牢里,與外界隔絶,每天不是如狼嚎狗吠的專案組人員的呼來喝去,便是幾千人批鬥大會上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跪着、彎着腰,撅屁股、頭髮被揪着;只聽到:打倒計冠光,計冠光不交代就叫他滅亡,計冠光死了喂狗,狗還嫌臭!把計冠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要他永世不得翻身!我被稱“小牛”牛鬼蛇神,失去全部的人格尊嚴,像一只畜牲一樣苟活。“死”也許是最好的出路……是一顆同情的心,讓計先生在黑暗中,從一個小小的縫隙里看到了光明,是王秀春一個曾經是童養媳的農民,用她最樸實的話打消了計先生的自殺的念頭。
出獄後,兄弟姐妹都沒有工作,家里沒法開鍋,計先生決心要改變全家人的命運,他只身流浪到靑島,想到出生的地方去尋求謀生的出路。他到了靑島後,先是在一家校辦工厰打臨時工,他像他的母親,動手能力強。很快在工作中干的出色,他認識了一位在勞動局工作的朋友,他被雇進入自行車公司的零件厰,他從臨時工到轉正,從操作工到管理人員,最後到生産厰長,報上了靑島戶口,重新做了出生地的居民,前後計先生化了約6年的時間。
那么您又是如何來美國的?我急切地問他:“我有一位叔叔是抗戰期間的一批官費留美學生,那批學生中有楊振寧、李政道等優秀人士。當年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緩和,有一個美國華人科學家訪華團來中國,其中就有楊振寧等人,當時我地叔叔是這個代表團的發言人。我這個叔叔7歲時,我爺爺去世,我父親就負擔起包括這個叔叔在內的三個年幼弟妹的生活學習,直到他們長大成人。我叔叔利用訪華的機會向外交部的官員提起希望接父母和我們全家去美國定居,以報答養育之恩。那時來一個美國華人,外交部十分重視,通知了我們當地的公安部門,讓我父母全家先到香港再轉到美國”。
看來命運要改變我們全家地時刻到了,可是我父親被醫院查是胃癌晩期,檢查出不治之症,那時父親已經中風半身不遂,又加上全身黃疸,並嘔吐大量黃疸,估計只有3個月的壽命。由於公安局已批準我父母前往美國,當時鑒于父親的病情,全家人決定放棄父母出國的期望,但我父親堅持要前往香港去辦赴美簽證。我父親把我從靑島召回,宣佈這個決定,在我父親的心中,一定要到美國去,父親的意志非常堅定,絶無商量的餘地,全家只好順從父親的決定。父母到了羅湖,進入了香港的移民局,香港移民局宣佈不準入境,要把他們送回中國一邊。我父母堅持不回來,在邊境堅持了兩天兩夜,香港移民局終于被我父母的堅持所感動,放了他們過去。
由於我父親身體不好,一時無法前往美國,就暫時在香港住了下來,奇迹出現了,我廣西有個朋友,是位西醫出生又精通中醫、壯(族)醫、瑤(族)醫的醫生。我把我父親的病情吿訴他,請他開點中藥治療我父親的病。他開了一些中藥,一大包一大包的寄到香港,給我父親服用。上海醫生説的3個月期限過去了,我父親的病情不但沒有惡化,反而漸漸的好起來,並且越來越好,經香港醫院的反復檢查,我父親胃里的巨大腫瘤,不但沒有再發展,反而萎縮死去,變成一個小小的鈣化硬塊。當我感謝廣西醫生的時候,醫生説:我那有治癌症的藥,只是你吿訴我您父親的病症,我開了藥方,我父親總是説:這是上帝聽了他們的禱吿所賜的生命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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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先生繼續説:80年底他到香港與父母回合,建議父母儘快前往美國,半年後,我父母終于飛到美國,在叔叔安排在加州定居下來。5年後我父親入籍,成爲美國公民,開始申請在上海的所有子女前往美國,幾年後,我的兄弟姐妹陸續全部移民到美國。而我,暫時就留在香港。剛到香港一無所有,第6天就開始打工。第一份工,每天的工資是80港幣,超過了我在國內任厰長每月的所有工資和奬金。在香港打工的開始階段,每天工作12到14小時,拼命的干!
今天一晃在外海已經漂了30多年,我還記得我離開靑島時,山東書法協會兩位書法家,送給我的書法條幅,一幀寫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另一幀寫的是:“無情未必眞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試看興風狂嘯者,會眸時窺小芋兔。”我還記得帶着6歲的大女兒,前往香港,身上僅有限制兌換的30元港幣,到羅湖邊境,延鐵路橋走向香港的時候,回頭望着羅湖關卡上飄颺的五星紅旗,心里是五味雜陳,仿彿感覺到像一種背叛!這時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地熱愛自己的祖國,我一定會回來的!
90年代前夕,我已經是一個商人,回到中國上海,找到了救過我命的農民王秀春,那一天我在上海波特曼飯店,約見了25年沒有見面的王秀春,我們都有很大的改變,我感激王秀春當年救命之恩,我建議把她的名字秀改了綉,以表示她的慈悲和善良,她同意了。後來我還做了媒人,把王綉春美麗的女兒與我的朋友的兒子促合結爲夫妻。
這個世界很小,計先生的故事給了我很深的啓發,人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計先生廣西的醫生是因爲計先生救過醫生的女兒,王綉春救過計先生,計先生幫助了王綉春,世界要美好,只有從自己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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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就像是老天早已經安排好一樣,第一次與計冠光先生(大家叫他KK)認識是在電話里,我加州的朋友給我郵箱傳了:匹兹堡要舉辦首屆《中華文化節》,時間定于2015年9月19日,地點是匹兹堡最著名的人氣最旺的匹兹堡大學主樓側廣場。首次中國節是由匹兹堡華計冠光先生與一批熱愛中華文化的華人一起組織策劃的。.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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