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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加州度假莊園舉行的習奧峰會,被認爲是開啓了中美關係的新局面。
相對於中美合作的極端重要性,具體的會談形式其實無關大局,在莊園或在酒店,系領帶或不系領帶,都區別不大。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大國,爲了自身,也爲了世界,必須要保持“常態化”的溝通對話,這是全球一體化的大形勢所迫。再過十年二十年,兩國首腦每天通電話,或者隨時互發短信或微信或那個時候的什么信,也不稀奇。
現實是,無論情願不情願,全球化帶來的大量新問題,各大國必須面對,而伴隨而來的“全球治理”難題,誰也躱不掉。
一個是國力快速上昇直逼老大地位的新興大國,一個是穩坐老大寶座絶不輕易讓位的老牌帝國,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和美國就是全世界最核心的兩個國家,稱爲“G2”或“中美國”,或“中美共治”,核心的意思都一樣:無論競爭如何激烈,也還是要盡力合作。
但雙方也都明白,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仍是開展深入合作的主要障礙。由於兩國的國內都存在近乎剛性的“政治正確”框框,一旦觸線,合作立刻轉入對抗,所以,儘管都有推動合作的良好願望,也往往會障礙重重。
本次習奧會在形式上的精心安排,即説明瞭這一點。策劃者用心良苦,從會談地點到着裝形式,處處反映着“鬆綁”的考慮,爲峰會內容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展開,創造最大的可能。
而雙方領導人的談判技巧,也至關重要,必須小心翼翼,避免觸碰政治陷阱,就像在沼澤地里找出路,旣要一路走下去,又不能踏進泥坑。
對於包圍着中美兩國的這片“政治沼澤地”,雙方都有充分的認識。目前能做的,只是反復強調加強“政治互信”,就是要求對方相信,雖然存在政治上的對立,但自己也只想走路,無意進泥坑,所以最好誰也別推誰,大家摩肩擦踵一起走。
然而,雙方也都清楚,如果泥坑更少些,硬路更寬些,對雙方都有莫大好處,共同前進就有了更好的基礎。
一種理想的情况是:雙方都正視現實,承認對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合理性,並當作對自身政治的一個互補,就像利用經濟上的互補性一樣,從政治上的互補性中擴大雙方合作的基礎。
在我看來,拿出點政治魄力和智慧,開拓出這樣一種前景並非不可能。
首先,要在這一點上形成共識:中美兩國最大的差異,不在制度,而在歷史。
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主要是由中國自身獨特的歷史所決定的,其合理性及合法性(legitimacy)都來自歷史,不僅是自1949年之後的現代國家史和自1840年之後的轉型史、建國史,還包括兩千多年的“百代秦制”史和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脫離開這些歷史背景和內在的歷史邏輯談論當前的政治制度的選擇,沒有意義。
美國完全不同,兩百多年的歷史,還不到中國東周時期的一半,放到中國的歷史里,幾乎什么都不會發生,更談不上長期的歷史邏輯。美國的政治制度,更多地是爲適應從世界各地移居美國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願望而形成的,在這種適應中,通過不斷糅合和平衡,合成爲一個觀念體系。正如離開歷史談論中國政治沒有意義一樣,離開不同人群的平等訴求和機會訴求談論美國政治也一樣沒有意義。
抽象地説,中國政治是時間性的、縱深性的、“歷時性”的,美國政治是空間性的、平面性的、“共時性”的。
毛澤東説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其實,這可以説是中國當代領導人的共同底色,自毛澤東之後人人都是,秦始皇即代表了古代國家傳統,馬克思即代表了現代國家傳統。讓美國人理解這一點很難,因爲美國沒有這么複雜的傳統,更不懂其中的緊張和衝突意味着什么。
美國總統的産生,幾乎與歷史無關,只是從構成美國社會的不同人群的不同願望和理想的博弈中産生,富人集團的代表、窮人階級的代表、白人的代表、黑人的代表,都有可能,端賴各自的博弈策略。選舉制度的改變可以影響總統的誕生,連新媒體的出現、大事件的發生,也都有可能左右總統的勝出。
由此可見,兩國的政治制度都是各自國情的産物,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圍繞誰先進誰落後的爭論意義不大。而一旦放棄了對道德優勢的爭搶,客觀評價對方,兩國之間巨大的政治互補性和合作空間,也就一覽無餘了。
對美國人來説,從中國政治中可以學到對漫長歷史的繼承,這將會大大有助于美國與其他有着悠久歷史的國家打交道,如俄國、伊朗、中東國家和南歐國家,也包括老歐洲。
而對中國人來説,從美國政治中可以學到對多民族群體、多利益群體和全球事務的把握,這也將會大大有助于中國進入世界大國的角色,還有助于自身政治制度的逐步改進。
政治問題並非一定要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化約爲技術問題、方法問題。承認中美兩國政治具有互補性,在合作中加以利用,對雙方也都不是多大的離經叛道。想當年,毛澤東能在中國最意識形態化的時期,與美國、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與那時相比,今日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的空間要大得多。
毫無疑問,一旦中美兩國都承認這種政治互補性,將會是一個遠比強調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更爲堅實的政治基礎,政治對抗也將有可能轉爲政治合作。但這畢竟還只是個理想,能否實現,還要取決于雙方的互動。
文 揚 201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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