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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來“紅墻”系列叢書風靡海內外,在讀者中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作者王凡、劉東平一直隱藏在書後,給人以神秘感。他們究竟是誰?有什么樣的紅墻生活背景?最近,著名傳紀作家王凡、劉東平夫婦在杭州黃龍飯店,接受《中國著名作家訪談》主持人冰凌三個多小時的電視訪談,詳細談了他們的紅墻生活和“紅墻”系列作品寫作。
王凡,著名傳紀作家。20世紀50年代至“文革”前曾生活在中南海,文革後隨父母下放江西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從農從工,勞動八年,1978年考入大學,1982年畢業後在北京國家機關工作,90年代後開始獨立寫作,以傳記和政治紀實作品著稱。著有《知情者説——與歷史關鍵人物的對話》系列、《目擊歷史——關於當代中國大事偉人的口述實録》、《紅色警衛——原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録》、《一個家族企業的童話》、《吳建民傳》等作品。
劉東平,著名記者、作家。父親上世紀60年代在中南海工作,“文革”後隨父親下放江西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1978年考入大學,1982年畢業後在北京國家媒體工作。著有《東方之女》、《天涯路》、《中國人探險紀實》、《走過彩雲南》、《宋慶齡:永遠的美麗》、《宋慶齡圖傳》、《中國進行時》等作品。
王凡、劉東平夫婦近年合著作品有:《紅墻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榮獲2004年“全國優秀暢銷圖書”奬)、《紅墻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殊經歷》、《紅墻記憶——大歷史小細節》、《紅墻記憶——大人物小故事》、《特別經歷——十位歷史見證人的親歷實録》、《紅都童話——少年延安往事》、《領袖身邊的特殊衛隊》、《卡車輪子上的世界——歐美旅行筆記》、《丹佛斯與安徒生童話》、《城變——澳門現場閲讀》、《丹麥零碳生活細節》等。
在接受冰凌電視訪談中,王凡、劉東平夫婦特別回顧瞭如何從事“紅墻”系列作品的寫作。王凡回憶道:1992年,父執林克伯伯開始寫書,回憶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2年的往事,需要個助手。由於我事先表示過對此有興趣,他亦覺得在他認識的晩輩中,我的文史底子尙可,便邀我參與其事。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有很多時間坐在他身邊,聽他講述毛澤東,講述他在毛澤東身邊看到的人與事,他對這些人與事的感觸……從那以後,我就開始了紀録父輩的朋友,朋友的父輩的親歷往事。我熟悉他們,因爲長時間地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可以説是血脈相通,理解他們內心的追求,瞭解他們思維的方式,深知他們的價値取向,甚至在他們的燻陶下,我一度形成了和他們很接近的思維和邏輯。因此,當我向他們問起那些鮮爲人知的個人經歷時,他們覺得我還算個比較合格的傾聽者,總不厭其詳地娓娓道來。”
王凡説:“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由於‘文革’,我們在‘五七干校’與曾爲我們父輩的那一代人做了將近十年的‘同事’、‘五七戰友’,和他們一起勞動,一起讀馬列,一起談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我們正是在那一時期長大成人,逐漸成熟起來。有了這一段特殊經歷後,我更覺得我眞正瞭解他們;理解他們;理解那一代人。所以,我們在一起能非常容易溝通。開始是‘紅墻’範圍內的人,後來範圍擴大了,那一代人都願意把他們的經歷吿訴我們。他們覺得我們能聽得懂他們的話語,我們的文字描述,他們認爲是比較準確的表達了他們的希望表達的意思。”
劉東平説:“許多風雲人物,許多重大事件,粗線條地勾勒是很難讓人清晰和深刻的認知的。一些人物的性格情操,常常通過一些瑣碎事投射出來;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往往因爲某些細節的缺失讓人墜入五里雲霧。故而一些大人物的小故事,大事件的小細節,頗能説明一些問題,頗能印證一些眞相。正因爲此,我們提請廣大讀者不要忽略大人物的小故事;大事件的小細節。而對於紀實作品的寫作,也許和以往的熱衷和習慣有關係,我們的砝碼喜歡擱在歷史的眞實這一邊。我們的寫作,總稱之爲傳記、紀實寫作,從不帶文學二字。因覺得文學有着無限廣闊的虛構空間,而傳記、紀實是以紀録和反映眞人眞事爲主旨的作品,應該是可以作爲史料或佐證史實的。這兩者有時不是相輔的,反而是相抵的。
文學渴望激情,歷史需要冷靜;文學強調主觀,歷史尊重客觀。每部傳記傳主的人生經歷,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和生活環境下演繹的。因此對那個時代有整體感覺,把人物放在多維坐標中描述,總比單線索的,平面的描述,更有層次和立體感,也更接近精確。”
冰凌在電視採訪結束後説:“1995年春,我到著名華裔記者 趙浩生 先生家去採訪, 趙 先生取出 王凡
先生採訪他的文章大加贊賞,並給我做參考。從此我對王凡劉東平夫婦的傳紀作品一直跟踪閲讀。並將他們部分著作推介給美國的漢學家、作家和讀者,海外對他們作品的評價很高。我個人認爲,王凡劉東平的傳紀作品已經達到傳紀作品寫作的新的高度,形成了他們自己非常鮮明、獨具而嚴謹的傳紀寫作風格和態度。我們將在海外系統地推介他們的傳紀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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