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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新年致辭

   今天是2021年1月1日,全球人面臨了2020年的疫情,疫情還在綿延,人還會面臨其他病毒的考驗,人心惶惶改變不了事實的發生和到來,就像昨天如水,業己逝去。今日雖在,正在流走。明朝將至,也即逝去。只有放下昨天,珍惜今天,才能無愧明天!這篇30年前新年賀詞,還是打動我心,與您分享。浦瑛

　　親愛的同胞們：
　　四十年來，每逢今天這個日子，你們都從我的前任們嘴里聽到同樣的老生常談：我們國家多么繁榮，我們生産了多少百萬噸鋼，我們大家多么幸福，我們對自己的政府多么信任，我們的前景多么光明。
　　我想，你們把我推選到這個職位上，並不是爲了讓我對你們撒謊。
　　我們國家並不繁榮。我們各民族巨大的創造潜能和精神潜能並沒有得到有意義的利用。各個工業部門都在生産誰都不感興趣的東西，而我們需要的東西卻十分匱乏。這個自稱屬於勞動者的國家，卻在羞辱和剝削勞動者。我們過時的經濟正在浪費我們並不豐富的能源。一個曾經對其公民的敎育水平深感自豪的國家，其敎育支出是如此之少，以至於今天在世界上僅列第七十七位。我們污染了祖先遺贈給我們的土地、河流和森林，我們今天有着歐洲污染最嚴重的環境。我們國家的成人比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人死得更早。
　　請允許我在這里分享一次微不足道的個人經歷：當我最近飛往布拉迪斯拉發時，在各種商談期間，我抽空透過飛機舷窗朝外看。我看到斯洛伐那夫的工業建築群，以及緊鄰的佩特薩爾卡城區。此情此景足以讓我明白，幾十年來，我們的政治家和政客並不曾透過飛機舷窗朝外看，或者不想朝外看。硏讀我所能得到的任何統計數據，都比不上這個觀察讓我能夠更迅速、更透徹地理解我們身處其中的情境。
　　但重要的問題並不只是這個。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腐敗墮落的道德環境中。道德上我們都是病人，因爲我們已經習慣于言不由衷。我們學會了不相信任何東西，學會了互相無視對方，只關心自己。諸如愛、友誼、憐憫、謙卑和寬恕這樣一些概念，已經失去了它們的深度和維度，而且，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説，它們只代表一些心理上的怪癖，或者類似于來自遠古時期的早已失散的問候語，在電腦和飛船的時代顯得有些荒唐可笑。我們當中很少有人能夠大聲疾呼：當權者不應該全權在握，那些只給他們自己生産原生態、高品質食品的特供農場，應當把它們的産品送到學校、兒童之家和醫院去，如果我們的農業還不能爲所有人提供這些食品的話。
　　前政權——武裝着其傲慢而偏狹的意識形態——把人貶低爲生産力，把大自然貶低爲生産工具。在這一點上，前政權旣侵害它們各自的本性，也侵害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它讓那些富有才華、獨立自主的人在自己的國家很不體面地勞作，使他們淪爲某台轟隆作響、散發臭氣的可怕機器上的螺絲釘，誰都不知道這台機器意義何在。它充其量只能緩慢卻無情地耗儘自身，磨損它所有的螺絲釘。
　　當我談到腐敗墮落的道德氛圍時，我所談論的，不只是那些吃着有機蔬菜、從不透過飛機舷窗朝外看的紳士們。我談論的是我們所有人。我們全都習慣于極權主義體制，把它作爲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而接受，並因此實際上維護了這一體制。換言之，我們——我們所有人，當然程度有所不同——全都對極權主義機器的運轉負有責任。我們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們全都是它的聯合創造者。
　　我爲什么這樣説呢？如果把過去四十年的可悲遺産理解爲某種外來的東西，是某個遠親遺贈給我們的東西，那是非常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們必須接受這筆遺産，作爲我們對自己犯下的罪孽。如果我們這樣接受它，我們就會理解，對它有所作爲是我們所有人的職責，也只能是我們的職責。我們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歸咎于從前的統治者，不僅僅因爲這樣做是不正確的，而且還因爲，這樣做可能遮蔽我們每個人今天所面對的責任：亦即獨立、自由、理性和迅速地行動起來的責任。我們千萬不要誤解：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最好的國會和最好的總統，僅靠他們自己也不可能實現太多的事情。指望僅靠他們就能提供一個總體的補救方案是錯誤的。自由和民主意味着我們所有人的參與，因此也意味着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那么，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體制繼承來的所有恐懼看上去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如果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希望就會回到我們的心里。
　　我們不得不依靠一些東西來補救。最近這段時期——特別是我們和平革命的最後六周——已經顯示出了人性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巨大潜力，以及我們的社會中在冷漠的面具之下奄奄一息的公民文化。任何時候，只要有人斬釘截鐵宣稱我們必定如此這般，我總是提出反對：社會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存在物，只信任它呈現給你的面孔是不明智的。我很高興我是錯的。世界各地的人都驚奇地發現，那些溫順服從、忍辱蒙羞、生性懷疑、表面上犬儒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在短短幾周時間里，突然獲得了神奇的力量，以一種體面而和平的方式，掙脫了極權主義的枷鎖。我們自己都驚嘆不已。試問：那些從不知道另一種體制的年輕人，究竟是從哪里獲得了他們對眞理的渴望，他們對自由思想的熱愛，他們的政治想象力，他們的公民勇氣和公民遠見？而他們的父母——被認爲是迷惘的一代——竟然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怎么會有那么多人立即知道該做什么，沒有一個人需要任何建議或指導？
　　我想，我們當下情勢那充滿希望的面孔，有兩個主要理由。首先，人民決不只是外部世界的産物；他們始終有能力把自己與更高的事物聯繫起來，不管外部世界多么系統性地試圖扼殺他們身上的這種能力。其次，正是人們經常談到的人道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傳統，一直沉睡在我國各民族的潜意識里，不知不覺地代代相傳，以至於我們每個人都在正確的時間發現了它們，並轉變爲行動。
　　然而，我們不得不爲今天的自由付出代價。一九五〇年代，我們很多公民死于囹圄，很多人慘遭處決，成千上萬條人命灰飛煙滅，無數才華之士被迫去國離鄉。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捍衛我們民族榮譽的人，那些面對極權主義統治揭竿而起的人，那些只是我行我素並自由思考的人，全都受到了迫害。那些爲了我們今天的自由而以這樣那樣的方式付出了代價的人，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那些對最近才得以大白于天下的眞相負有責任的人，獨立法庭應當公平地考量他們可能的罪責。
　　但我們不要忘記，另外一些民族爲了他們今天的自由甚至付出了更加高昂的代價，間接地，他們也爲我們的自由付出了代價。匈牙利，波蘭，德國，以及最近在羅馬尼亞以那樣一種恐怖的方式，全都血流成河，還有蘇聯各民族的血流成海，我們不能忘記，首先是因爲一切人的苦難都關係到每一個人。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之所以不能忘記，乃是因爲，正是這些巨大的犧牲，構成了今日自由或蘇聯集團各國逐步解放的悲劇性背景，因此也構成了我們新近獲得的自由的背景。如果沒有蘇聯、波蘭、匈牙利和民主德國的變革，我們國家已經發生的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而且，就算它發生了，也肯定不會這樣和平。
　　我們享有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但這並不意味着在最近幾周里有別的國家爲我們提供了直接的幫助。事實上，千百年來，我國各民族一直靠自己昂首挺胸，而沒有依靠強國或超級大國的幫助。在我看來，這構成了當下這個時刻最大的一筆道德資産。這一刻本身隱含着這樣一個希望：未來，我們將不再遭受這樣一種情結的折磨：你總是必須向什么人感恩戴德。如今，這一希望是否會實現，我們的公民自信、民族自信和政治自信是否會以一種歷史性的新方式被喚醒，只取決于我們自己。
　　自信並不是驕傲。恰恰相反，只有自信的人，或自信的民族——在自信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才有能力去傾聽別人，平等接受別人，寬恕敵人，悔恨自己的罪錯。讓我們試着把這種自信引入到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引入到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的行爲中。只有這樣，才能爲我們自己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以及與其他民族之間的互相尊重。
我們國家決不應該成爲任何其他國家的奴隸或窮親戚。誠然，我們必須從別國那里接受很多東西，學習很多東西，但我們未來這樣做的時候，必須是作爲他們的平等夥伴，我們自己也有東西可以提供。
　　我們的第一任總統寫道：“要耶穌，不要愷撒。”在這一點上，他是遵循我們的先哲 Chel?ick? 和 Komensk?。今天，這一觀念再次復活了。我敢説，我們甚至有機會把這一觀念傳播得更遠，把新的成分帶入到歐洲政治和世界政治中。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從我們國家可以永遠輻射出我們的友愛，對理解的渴望，以及精神和思想的力量。這種輻射可能恰好就是我們能夠對世界政治做出的獨一無二的貢獻。
　　馬薩里克（譯者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任總統）建立了道德的政治。在一個新的時代，我們不妨以一種新的方式，試着恢復這一政治觀念。我們不妨敎會自己和別人懂得：政治應該是渴望對社會福祉做出貢獻的一種表達，而不是對欺騙或強姦社會的需要的一種表達。我們不妨敎會自己和別人人懂得：政治可能不僅僅一門做可能之事的技藝，尤其是，如果這意味着投機、算計、陰謀、秘密交易和實用主義操縱的技藝的話，而且，它還可以是做不可能之事的技藝，也就是説，讓我們自己和世界變得更好的技藝。
　　我們是個小國，但我們曾經是歐洲精神上的十字路口。我們爲什么不能再次成爲這樣的十字路口呢？它會不會是另一筆資産，我們可以用它來回報我們所需要的其他人的幫助？
　　我們本國的黑手黨——那些不透過飛機舷窗朝外看的人，那些吃特供豬肉的人——可能依舊在到處活動，有時候還可能把水攪渾，但他們不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任何種類的國際黑手黨同樣也不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今天最大的敵人是我們自己的壞品質：對共同事務漠不關心，虛榮自負，個人野心，自私自利，以及互相對抗。等待我們的主要戰鬥就在這個戰場上。
　　有自由選舉和選戰在等待着我們。我們不要讓這場戰鬥弄髒我們溫和革命那張迄今爲止還很乾凈的臉。我們不要讓我們如此迅速地贏得的全世界的同情由於我們陷入爭奪權力的混戰而同樣迅速地喪失殆盡。我們不要讓致力于個人興旺的願望再次披上致力于共同利益的願望的莊嚴外衣。究竟哪個政黨、俱樂部或集團贏得選舉，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獲勝者應該是我們當中最優秀的，在道德、公民、政治和專業的意義上都是最優秀的，不管他們的政治關係如何。我們國家未來的政治和威望將取決于我們選舉出來的人物，然後是選舉我們的代表機構。
　　親愛的同胞們！
　　三天前，我成爲這個共和國總統，這源于你們的意願，通過聯邦議會表達出的意願。所以，你們有權期望我在你們的面前提及我所認識到的作爲總統的任務。
　　其中第一項任務是利用我所有的權力和影響力，確保我們很快就能走向自由選舉的投票箱，我們走向這個歷史性的里程碑的旅程將會是莊嚴的、和平的
　　我的第二項任務是確保我們作爲兩個自治民族着手這些選舉，互相尊重對方的利益、民族身份、宗敎傳統和象徵符號。作爲一個擔任總統職務的捷剋人，曾經對就個人而言與自己關係密切的重要的斯洛伐剋人做出了一個承諾，我覺得，在斯洛伐剋人過去經歷過的痛苦經驗之後，我有一項特殊的義務，就是確保斯洛伐克民族的所有利益都得到尊重，任何政府職位，包括最高職位，未來都不得對斯洛伐剋人關上大門。
　　我的第三項任務，我認爲就是支持一切能夠爲我們的孩子、老人、婦女、病者、體力勞動者、少數民族以及一切由於任何原因而比別人生活更糟的公民帶來更好境况的事情。高品質的食物或醫院不應該是當權者的特權；它們必須提供給那些最需要它們的人。
　　作爲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我想確保我們國家的國防能力不再被任何人用作藉口，來妨礙勇敢的和平主動權，確保兵役的裁減，預備兵役制的建立，以及軍事生活的全面人性化。
　　在我們國家有很多囚犯，儘管他們可能犯下了重罪並爲此受到懲罰，但他們不得不屈從于——儘管有某些調查官、法官、尤其是辯護律師的善意——品質低劣的司法過程，這個過程剝奪了他們的權利。他們如今不得不生活在監獄里，而這些監獄並沒有努力喚醒每個人身上所具有的更好品質，而是羞辱他們，從身體上和精神上摧毀他們。鑒于這一事實，我決定宣佈一次相對比較廣泛的大赦。與此同時，我要求這些囚犯理解，過去四十年不公正的調查、審判和監禁，不可能一夜之間糾正，他們應當理解，那些迅速準備好的變革依然需要時間來實施。藉助造反，囚犯們旣幫不了社會，也幫不了他們自己。我還要求公衆，一旦這些囚犯被釋放，不要害怕他們，不要讓他們生活艱難，要幫助他們，要以基督徒的精神，讓他們在回到我們中間之後，在他們自己身上發現他們在監獄里不可能發現的東西：懺悔的能力，以及對體面生活的渴望。
　　我最光榮的任務是要增強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權威。如果其他國家因爲我們表現出諒解、寬容以及對和平的熱愛而尊重我們，我將會很高興。如果約翰·保羅二世敎皇和……能夠在選舉之前訪問我們國家，哪怕只有一天，我將會很高興。如果我們與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得以增強，我將會很高興。如果我們在選舉之前成功地與梵蒂岡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將會很高興。我也很願意通過短暫訪問我們的近鄰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而對和平作出貢獻。我不會忘掉我們的其他鄰居——兄弟般的波蘭，以及關係不斷緊密的匈牙利和奧地利。
　　最後，我想説的是，我想當一個少説多做的總統。我想當一個這樣的總統：他不僅願意透過飛機舷窗朝外看，而且，至關重要的是，他願意出現在同胞當中，傾聽他們的意見。
　　你可能很想知道，我夢想的是怎樣的共和國。我會説：我夢想的是一個獨立、自由而民主的共和國，一個經濟繁榮、社會公正的共和國；簡言之，它是“人”的共和國，它服務于個人，因此希望個人反過來也願意服務于它。我夢想的是一個人民普遍受過敎育的共和國，因爲，如果沒有這樣的人民，解決我們的任何問題都是不可能的——人的問題，經濟問題，生態問題，社會問題，以及政治問題。
　　我最著名的前任曾引用捷克偉大的敎育家夸美紐斯的一句話，作爲他第一次演説的開場白。請允許我用我自己對這句話的意譯來結束我的第一次演説：
　　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