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黃宗英:永遠“與愛同行”
原創 李輝 名人傳記月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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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4日凌晨,著名表演藝術家、作家黃宗英去世,享年九十五歲。
此刻,我們願與您一起跟隨著名作家李輝先生,回顧《名人傳記》里“與愛同行”的黃宗英。
她是編劇,是導演,也是演員。從舞臺、銀幕到文學領地,從愛趙丹、馮亦代到愛創作,黃宗英的一生始終與愛同行。在愛的世界里,回憶與夢想,務實與浪漫,沉思與激情,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戲劇,早已構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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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趙丹——由無邊的苦難支撑
我的買書乃至藏書,始于1978年初走進復旦大學校園之時。
在就讀復旦期間購買的圖書中,有一本趙丹的《地獄之門》,系根據他于“文革”結束後所做的系列演講整理而成。趙丹回憶自己的演藝生涯,縱談同輩表演藝術家的得失,闡述對藝術規律的理解,率性而談,生動至極。他把從事電影藝術喩爲跨進“地獄之門”,不敢懈怠半點,更有來自內心的敬畏。聯繫他一生的坎坷,讀來令人感嘆不已。
《地獄之門》1980年8月出版,趙丹應該在病榻上看到了這本書。之後不到兩個月,趙丹逝世。逝世前幾天,他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管得太具體
文藝沒希望》,參加當時《人民日報》正展開的“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人之將死,其心坦然。多年積郁,殷殷企盼,一下子傾訴出來。他有切身感受,有一個藝術家的直覺和激情,更有“文革”囹圄之災的磨難。他不能不把心里話説出來,不能不把生命體驗昭示于衆,讓活着的人能夠走出歷史怪圈,在敎訓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變得聰明起來。他從藝術規律出發,對外行領導內行,對某些領導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橫加干涉至爲反感。他説:“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説,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他爲扮演魯迅,從1960年開始試鏡頭,鬍鬚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歷時二十年,卻仍然不能拍攝。其原因無非是意見不能“統一”。沒有這樣沉重的感受,他是不會有如此大膽的反思的。他説:電影問題,每有爭論,我都犯癮要發言。有時也想管住自己不説。對我,已經沒什么可怕的了。只覺得絮叨得夠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這是文章的最後幾句。一個省略號,到底省略了趙丹哪些思考、哪些聲音,人們永遠無法知道。
沒有想到,多年之後,我結識了黃宗英老師。從她那里,我知道了趙丹的“文革”遭際和晩年故事。後來,黃宗英委託我整理這些歷史檔案,編選成《趙丹自述》出版。《趙丹自述》中,除了這些“文革”交代,還收録了《地獄之門》中的演講。趙丹沒有完成一部完整的回憶録,只有以這種形式來集中呈現他的一生。
請黃宗英談趙丹的關押生活,我總感到有些殘酷。她年老多病,提起這些往事,無疑對她是一種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們約了好多次,籌划了好幾年,我還是遲遲下不了這個決心。最終,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後,她對我説,她擔心再不談,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喪失敢於回憶的意志。這樣,我們才就這一個話題進行了長談。
“想到趙丹的事情,心里就發冷。”第一句她就這么説。然後,又去拿來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緊緊裹住。
趙丹在一個至今不清楚爲何處的地方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轉到另外一個監獄。這是位于虹橋的一座少敎所。
歷史此刻在趙丹身上出現巧合。二十年前的1948年,趙丹參加電影《麗人行》的拍攝,扮演革命者章玉良。劇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獄,那座監獄也就是現在趙丹被關押的地方。劇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獄中鏡頭,當年正是在這里實景拍攝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後來面對趙丹寫下的交代,女兒感嘅:“難道這就是一個人嗎?一個人的一生嗎?”
回想與趙丹在一起的日子,黃宗英説過:“我至今不悔的是愛了一個値得愛的人。我並不是稱職的好妻子。朋友們説:一見宗英變賢妻良母時,準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們的婚姻,竟主要由無邊的苦難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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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馮亦代——純愛的黃昏戀
一次,我請黃宗英爲我收藏至今的《地獄之門》題詞,她這樣寫道:
李輝:
你購此書時阿丹剛走。命運讓我在十三年後認識了你。從此,在我生命的馬拉松障礙跑中,你恰像我的隨跑敎練。
是你,使我的人生無愧于阿丹妻亦代伴,我將在你們的鼓勵和厚愛中——生氣勃勃地跑、跑、跑跑跑。
黃宗英 2005年3月19日華東醫院29病床,骨折後學步階段
誠惶誠恐之外更有一種感動令我難忘。於是,最初購買于復旦校園的這本《地獄之門》,對於我認識黃宗英,就有了新一層的意義。
在爲《地獄之門》所寫的題跋中,黃宗英用了 “阿丹妻亦代伴”這樣一個特別的表述。這恰是她一生婚姻生活最爲重要的概括。
第一次見到黃宗英,是1993年她與馮亦代先生在北京結婚時。在此之前,與馮亦代熟悉的朋友們,都爲他們兩位的“黃昏戀”感到高興。在迎娶黃宗英之前,馮亦代一直沉浸在興奮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談到黃宗英。待確定下婚期,他又多次與我商量婚禮宴請之事。後來,受黃宗英委託,整理他們之間的情書時,我才發現,細心而興奮的馮亦代,早在信中向黃宗英通報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以及正在籌辦的婚慶細節:
以後來了兩個客。第一位是《人民日報》的李輝,他是《蕭乾傳》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見我書櫃里放着你的照片,便問你的近况,我驕傲地吿訴他關於你我的姻緣,他大表贊同。這樣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婦和李輝夫婦及鳳姐夫婦知道了,當然以後會有更多的人。奇怪,贊同,祝福。當然還有你二嫂和趙靑一家,以及董樂山(著名翻譯家、學者。編者注)。(1993年6月21日)
10月你來時,事先吿訴我,我來車站或飛機場接你(你要我去上海接你,那就更方便了)。我去接你,就此車到七重天,一夜無話。第二天就去登記,你必須帶來你的身份證,阿丹的死亡證,以及你機關的證明,三張三寸照片。於是我們選定一天,在章含之家里吃Bullet(豆子飯。編者注),人是少數的。名單我另外吿訴你。如果當時宗江在,就由他主持,如果他不在,我們自己出面或由小丁、祖光主持。以後就是選定日子請你家的衆多舅老爺,然後請一次我的女兒全家,另一次兒子全家。在含之家的一次,由《人民日報》的李輝夫婦做總招待,請的人只是我必須通知,以及你的朋友,親戚不算在內,我請的人是他們有表示及我的狐群狗黨。我們的結婚照是要由登記處拍的。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你以爲何如?(1993年9月7日)
他們的婚禮最後安排在三味書屋舉行,參加者達一百餘人,一時成爲京城文化界盛事。就是在那次聚會中,我們夫婦與他們二位合影留念,這也是我們最早的結識。
老人們的再婚曾有失敗的先例,如徐遲。但黃宗英與馮亦代建立于純愛基礎上的黃昏戀,卻以《純愛》一書,留下了佳話。現在看來,黃宗英與馮亦代的黃昏之戀的確是難得的和諧和圓滿。難以想象,如果沒有黃宗英的細心照料和精神支撑,馮亦代能否從一次又一次的重病中挺過來?如果細細讀《純愛》,就不難發現,正是她的聰穎、好學,孕育了兩個老人美麗的黃昏戀。鴻雁傳書,演繹出的是一場動人的、純眞而熾烈的愛情。
馮亦代1996年因腦血栓中風,一度失語,記憶也嚴重衰減。一天,我去病房探望,正遇醫生來檢查。黃宗英問馮亦代哪年出生,他把“1915”錯説成“1951”。大家笑着説:“你這么年輕呀!”再問哪年打成右派的,他卻脫口而出“1957”,這頗讓人感嘆不已。從那時起,幫助馮亦代恢復説話和寫字功能,成爲黃宗英的主要任務——“我演員出身還不會敎二哥發聲?”七十幾歲的人了,她執意搬到病房住,每天用毛筆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紙上,讓馮亦代從最基本的發音開始練。她讓我買來寫字板和粗筆,讓馮亦代練習寫字,從筆畫開始。“難我不倒”——她用毛筆寫得大大的四個字,挂在他面前。馮亦代坐在輪椅上,獃滯地看着大字,黃宗英扶着他的手,一筆一筆上下左右寫着。寫累了,又小孩一樣開始咿呀學語。她“啊”一聲,他也“啊”一聲;她“呀”一聲,他也“呀”一聲。這一幕,讓人感動也心酸。
兩個月後,馮亦代挺過了那一次大病,恢復了説話和寫字的功能。再過幾個月,居然還寫出了新的情書,寫出了書評和散文。朋友們都説這是奇迹,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奇迹的身後,站着的是黃宗英。
2004年6月,黃宗英前往上海治病,我陪她到醫院探望馮亦代。馮亦代已經住院一年多,多次報病危又多次挺過,但生命顯然已慢慢走向終點。馮亦代躺在病床上,眼睛瞪得很大,但已認不出來者是何人。黃宗英似乎預感到這將是最後的見面,她緊緊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握着,好久,好久。半年多之後,馮亦代于2005年2月元宵節那天吿別人世。十一天後,黃宗英在上海的病房里,給遠去的馮亦代又寫了一封信,向二哥報吿他們的情書即將結集出版的消息,寫得悽婉而動人:
亦代二哥親愛的:
你自2月23日永別了紛擾的塵世已經十一天,想來你已經完全清醒過來了。你是否依然眷顧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嗎?今天是驚蟄,毫無意外地驚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親愛的,我們將在印刷機、裝訂機、封包機里,在愛我們的讀者群中、親友們面前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你高興嗎?吻你。
愈加愛你的小妹
2005年3月5日
她説,這是最後一次給他寫信。我爲這封信起了個標題:《寫給天上的二哥》,將之作爲《純愛》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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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與寫作是永遠的愛
在許多同輩人眼里,黃宗英是一個聰穎過人的才女。在我眼里,她則更是一個對知識永遠充滿好奇的人。每次見到她,她總是在閲讀。年過八十後,她每日仍在讀書,在寫日記。她吿訴我,每天早上,她要聽半個小時的英語敎學廣播。“我知道學不會了。我把它作爲生活的一部分。”傷感中透出她的執着與堅毅。
黃宗英總是不斷地把驚奇放在人們面前。她是影星,但把耀眼的明星吸引力看得很淡,反而更看重文學創作。20世紀50年代初她就以寫作爲主業了,從詩歌、劇本、報吿文學到散文,她是成功地從演藝界轉向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她的報吿文學《小木屋》《大雁情》,她寫趙丹、上官雲珠等親友的回憶文章,堪稱力作,有無法替代的價値。
在我的藏書中,有兩本黃宗英最早出版的作品集,一是詩文集《和平列車向前行》,一是電影劇本《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作品雖稚嫩,卻是她的大膽嘗試,留下了最初轉行的足迹。
《和平列車向前行》1951年2月由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我買到的爲1951年3月的再版本。一月之內即再版,可見黃宗英的第一本結集作品頗受歡迎。該書是平明出版社推出的“新時代文叢”的第一輯。該書收録長詩一首及遊記數篇,爲黃宗英參加中國代表團前往華沙出席世界和平大會歸來後所寫見聞與感受。書中有“前記”一則:
我這次很榮幸能隨着中國和平代表團遠走蘇聯波蘭兩個國家,我有責任把我所看到的傳達給大家。我剛在學習寫作,這些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希望大家批評指正。正好讓我在做一個演員之外還能用我的筆,多多少少地爲人民做些事情。
黃宗英
1951年1月27日
《在祖國需要的崗位上》則是黃宗英創作的第一部電影劇本,列入藝術出版社的“電影劇本叢書”,于1956年6月在北京出版。五十年後,當她再次看到這本書時,感嘅萬千,特地爲我寫了很長的題跋,如同一篇回憶散文:
見李輝覓得我五十年前的頭胎嬰兒怎不感嘅……
1953年冬,我生下愛女橘橘,有五十六天産假和紅布二尺,我覺得發了橫財,不必每天形式上去坐班啦。我找來一沓新稿紙,襯着大紅布,拿起筆來。新中國成立前夕和初期,我張羅忙活爲劇影界婦女辦託兒所,我一開筆寫的就是託兒所、敎養員、保育員和孩子們。産假才起頭,我的劇本就完稿了。開年,中央電影局舉辦“劇本講習班”(三個月),我帶着處女作參加了,並將拙作作爲結業作品交卷。沒想到上海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居然一稿通過,可組織拍攝。大家都説是從來沒有的事。劇作通過之難有順口溜爲證:“三稿四稿,不如初稿,七稿八稿,槍斃拉倒。”而我走紅運,連導演都定了,只小修小改就可開機。如此小修小改,再修再改,改到影片放映時,愛女已五歲了。
影片放映時更名爲《平凡的事業》。
片題改得好,可平凡標高了,説不上。如今回頭看處女作,她來自生活,來自心頭,來自身邊;卻怎的公式化概念化得如此徹底?難怪“一稿通過”。
現今,痴長到八十歲,人生百味嚐遍,頭腦豐繁雜沓,來日比“産假”尙長,在文學上卻害了不孕症了,哀哉!
黃宗英 乙酉芒種前
讀這些題跋,翻閲與她相關的各種書,一個經歷無比豐富的黃宗英生動地站立在我眼前。
近幾年,黃宗英一直住在醫院里治療。所愛的人已先她而去,所鍾愛的寫作,也難以再如從前那樣全身心投入。
一次去上海華東醫院探望她,她説想念北京的老朋友們。撥通黃苗子先生的電話,問候、寒暄後,她説:“你知道李清照是濟南人嗎?她的詞用濟南話念起來才好聽。”她隨之就用濟南話朗誦起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悽慘慘戚戚……”抑揚頓挫,鄉音裊裊,她一口氣流暢地朗誦完整首詞,居然一個字也沒落下。她旁若無人,沉迷于朗誦之中。
八十多歲的黃宗英,那些日子里每天都在背詩詞——就像前些年在北京學英語、學中藥學一樣。她還堅持寫日記,寫長短不一的隨筆,並把這些短文命名爲“百衲衣”。對於她,閲讀與寫作是永遠的愛,永遠的伴侶。
從舞臺、銀幕走到文學領域的她,其實一直生活在爲自己設計好的場景中。這是想象與現實交織在一起的世界。回憶與夢想,務實與浪漫,沉思與激情,無法嚴格而清晰地予以分別。它們早已構成了她的生命的全部內容。悠悠一生就如同一幕又一幕的戲劇。她是編劇,是導演,也是演員。生活其中,陶醉其中,感悟其中。她的生命列車沿着這樣的軌迹一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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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已無邊界
前年,上海電視台拍攝一部黃宗英的紀録片,編導採訪我,請我談談我眼中的黃宗英。那天我們聊了很多。我們有一個共同感受:在黃宗英身上,有一種大愛。我這樣對編導説:
“文革”的經歷,趙丹的經歷,包括我編《趙丹自述》時,她也跟我做了一些訪談,就是含着血淚的叙述。雖然她過去在那個時代,是跟潮流跟得很近的一個人,可能有不少人認爲她很“左”。經過“文革”動蕩之後,她對歷史是有很眞切的感受的。所以她對巴金的《隨想録》非常推崇,不僅僅是因爲巴金寫過好幾篇有關趙丹的文章。她與巴金的關係很好,“文革”期間干校又在一起,所以她對巴金的歷史反思感觸很深。她寫過類似文章,包括她寫《星》,叙述上官雲珠的悲慘故事,寫得凄悽慘慘,令人過目難忘。
我覺得,進入90年代,有這么一個晩年的婚姻之後,她對人生有一個新的認識。歷史永遠都會有錯誤,而歷史的錯誤可以給很多的人帶來很深的傷害,尤其是對趙丹、對她的傷害都是很深的。怎么面對它?我想就像黃永玉在長篇小説《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扉頁上寫到的三個詞:愛、憐憫、感恩。哪怕是傷害過他們的人,也不是用直截了當的揭露或者咒駡來面對的,更高的憐憫或者更高的一種責任,可能叫作包容,或者叫寬容,或者叫憐憫的一種心境。我想她也具有憐憫之心。
黃宗英一生太苦了,從十幾歲許配婚姻開始,遇到了多少災難。這樣一個人,沒有一顆堅強的心,沒有一種豁達的心態和包容的心,很難活得踏實。她的回憶録里很少有抱怨,更多的是一些細節的渲染,展現那個時代生活的風貌,人的感情交往的方式。她把譬如當年夫妻之間的矛盾,或者人跟人之間的敵意,都隱到後面了,這是另外一種寫作方式。黃宗英這樣的人,經歷了太多的痛苦,看到了太多的風雲,多大的人物都見過,多小的人物她也親近過。所以,所有人在她面前就是一樣的,無所謂上和下,而是好和壞、對和錯的一個關係。什么叫洞察人生,或者領悟人生?這就叫洞察人生。所以她在這種心態下寫的東西,就能夠很好地反映自己的一生,或者吿慰自己,或者讓讀者也能從中感受到,經過歷史災難的人,經過磨難的老一代的心態是多么有意思。她的文章,我覺得還是値得我們慢慢品味的。她的書不會是暢銷書,但是這種書還是會有讀者願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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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黃宗英還在繼續寫,我想她還會寫一些好的東西出來,哪怕她寫不出來了,我覺得也不要緊。
她有這樣的心態,一個根基就是充滿童心,她好奇,童心是好奇的基礎。她很好奇,很多新的東西她都想試,這就是她能夠很堅強、很樂觀地走到今天,而且能夠在病房里面依然關心着很多事情的原因。她後來言語不多了,寫信少了,身體也弱。九十歲那年,我去看她,還給她拍了些照片發給大家看,大家覺得她眞年輕,還是挺富態的樣子,很樂觀的樣子。
在她那里,所有人對她而言都是平等的,沒有感情障礙,這很重要。這樣的人,心里擁有博大的愛。
(原文《黃宗英:寫作是不會老去的愛人》刋于《名人傳記》2017年第4期) 本版編輯|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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