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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被稱爲模範少數民族,我認爲總體來説不是一件壞事。我們勤勞肯干,獨立自強,遵紀守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移民來到的這個新國家一磚一石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很多人都躋身中産階級的行列,也能爲孩子提供比較富足的生活和比較充裕的機會。我們應該爲自己的成就自豪,稱我們爲“模範少數民族”,是對我們的一種肯定。
但最近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頸致死事件及其引發的抗議,讓種族歧視成爲很多對話的中心議題,我在這個過程中對亞裔的模範少數民族身份有了更多瞭解,也生出更複雜的感受。
1. “模範少數民族”的起源
“模範少數民族”的説法出現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1966年1月,社會學家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成功故事:日裔美國人的風格”(Success Story: Japanese
American
Style)的文章,第一次稱日裔美國人爲模範少數民族,同年晩些時候《美國新聞和世界導報》上也有一篇關於華裔美國人的類似文章。彼得森開篇就説:
如果被問到我們國家的哪個少數民族遭受了最大的歧視和最不公正的待遇,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回答:“日裔美國人”。但如果這個問題是指今天還活着的人,這很可能是正確的答案。
接下來彼得森簡略地描述了日裔美國人的窘境:
像黑人一樣,日本人一直是膚色偏見的對象。像猶太人一樣,他們作爲高效率的競爭對手被恐懼和憎恨。他們比其他任何群體都更被視爲海外敵人的代理。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當地警察、聯邦政府、最高法院都攜起手來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被撤離到拘留營地。
一般來説,彼得森指出,這樣的對待都會製造出所謂“問題少數民族”,但日本人沒有成爲“問題少數民族”;恰恰相反,他們成了“模範少數民族”。
彼得森在文章中詳細描述了日裔美國人的勤懇,努力,在社會留給他們的狹小空間中的隱忍,奮鬥,以及他們取得的成就:他們的靑少年犯罪率低,他們的收入在社會平均水平之上,他們受敎育的年份在美國各民族中最高,他們有比較長的平均壽命。
最後,彼得森分析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把日裔美國人的成功歸功于重視家庭價値觀和職業道德的日本文化。
彼得森這篇文章的主角是日裔而不是華裔,閲讀時我可以假裝這篇文章與我無關,但讀完還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我知道很多亞裔反感“模範少數民族”的提法,但這篇文章第一次讓我對這種反感有了發自肺腑的感同身受。
其實彼得森的語調很平和,闡述的也是事實;當他把日裔美國人的“模範”歸功于日本文化時,他也並不是全無道理;但他對日裔美國人的優秀嘖嘖稱奇的時候,我一眼看到的卻是日裔美國人的“模範”背後的無奈和辛酸,和他對此的忽視和淡漠。
爲什么日裔和華裔美國人是模範少數民族?不是因爲他們在收入、敎育、健康、犯罪率各方面表現和白人差不多,而是因爲這些成就是在不公平待遇中取得的;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在歧視和不公面前,高風亮節地展現了一種逆來順受、忍辱負重、不給社會添亂的感人態度。
亞裔美國人自律到什么程度呢?在七十年代的紐約市,有15%的華裔收入在貧困線之下,但只有3.4%領取社會福利。
這樣的行爲,當然要積極鼓勵,發揚光大,最好號召其他少數民族向他們學習,好像在小學里給乖孩子戴小紅花。事實上,這正是當時把亞裔樹立爲模範少數民族的用意之一,即向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群體傳遞一個信息:人家受的歧視不比你們少,吃的苦比你們還多,可是人家不遊行暴亂,不怨天尤人,而是咬緊牙關,埋頭苦幹,實現了美國夢。他們是你們學習的榜樣。
但如果這是爲非裔美國人樹榜樣,這個榜樣顯然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大部分非裔沒注意到我們的小紅花,注意到也嗤之以鼻。撇開各種族的獨特歷史不談,你願意含辛茹苦忍氣呑聲是你的自由;別人沒義務學你的樣,外人也不能要求別人學你的樣。
2. 印第安人不必走上“血淚之路”
五十年後,美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種族歧視的法律被推翻,社會對種族問題更敏感,至少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我們的“模範少數民族”的帽子還是穩穩地戴着。這可能表明我們保持了勤勤懇懇、刻苦努力的優良傳統,但也表明我們在社會上仍然處于戴小紅花的小學生的位置。
讓我們做一個思想實驗。如果我們不是處于社會邊緣的少數民族,而是社會的中堅和主流,什么行爲更模範?是循規蹈矩,遵紀守法,還是保證社會公平,推動社會進步?
答案當然是後者。這幾天正好在讀一篇關於“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的文章,對這一點有了更深的體會。“血淚之路”的故事本身非常悲慘,印第安人被迫從美國東南部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不但放棄了祖祖輩輩居住的家園,而且在路上挨餓受凍,死傷無數。
更讓我感嘅的,是這種強制性人口遷移是完全合法的,而它的合法性是完全可能被制止的。自從歐洲殖民者來到新大陸,就一直強迫印第安人接受自己的習俗和生活方式。印第安人雖不情願,權衡利弊後勉強答應了。因此他們與殖民者和平共存,政客們也一直吹噓這是自己的政績和成就。
但印第安人控制着密西西比河以東數百萬英畝土地,其中有些是美洲大陸最肥沃的,有些富裕的印第安人擁有數千名黑人奴隸。這讓一些殖民者眼紅。他們覺得這些財富本該屬於自己。但印第安人目前的處境是殖民者強加給他們的,再把他們趕走,還要有新的藉口。
殖民者眼珠一轉,計上心來,編了個故事:印第安人口這些年減少了,只有向西遷移,和殖民者完全切割,才能免于逐漸消亡的命運。以這個與現實相反的“另類事實”爲基礎,1829年安德魯·杰克遜就任總統後,幾個月內就提出了印第安人驅逐法案。
法案引起了嘩然,國家支持的對土著的大規模驅逐是與美國標榜的文明背道而馳的。印第安人出版小冊子,派外交官到華盛頓斡旋,白人傳敎士撰寫激昂慷慨的社論,很多婦女挨家挨戶請願。但從驅逐印第安人中獲利的人佔了上風,最後衆議院以102對97的微弱多數通過了驅逐法案。
驅逐印第安人的序幕被拉開。下面發生的事情每個美國小學生都從歷史課上讀到了:印第安人被送上了悲慘的“血淚之路”。
美國國父當年深謀遠慮,建立起一套比較合理的制度,但它的歷史上也有過很多黑暗的時刻。奴隸制,對印第安人的殺戮和驅趕,對亞裔的壓迫和歧視,都是美國歷史上的污點。是那些看到社會不公的人,以發聲、抗議、參政、立法的方式,阻止惡行(雖然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推動社會的改變和進步,讓美國變成了一個比兩百年前更好的國家。連美國憲法都有27條修正案,其他法律上的改變更是不計其數。
3.兩種不同的人生哲學
過好自己的小日子當然也是一種爲社會作貢獻的方式,好過浪費社會資源,成爲社會的負擔。不是每個人都有改變社會的能力和野心。但滿足于遵守規則,卻不認爲自己有能力和責任制定規則的心態,不光導致我們對社會無法做出更大貢獻,對個人生活也有影響。
比如爲什么我們在職場會遇到玻璃天花板?或許職場確實存在歧視,但是不是我們自己也從來就沒有升到上層參與制定遊戲規則的習慣和勇氣?
比如爲什么我們熱衷于爬藤,把上好大學當成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不是我們腦子里只能想象出年輕一代在美麗的校園、整潔的課堂學習的情景,卻不能想象他們在社會上叱詫風雲的畫面,不敢對他們有更大抱負?
當然這些年我們有一些進步。我們有時候會採取行動爲自己爭權益,比如反對亞裔細分,狀吿哈佛;有一些華裔會站出來競選公職,比如前不久競選總統的楊安澤。這些人和事,只要不是跟自己的理念太相左,哪怕僅僅是因爲物以稀爲貴,我都支持擁護。
一個人如何在社會上發展,有兩種不同的哲學。一種是看重自我提陞,着眼于在現有體制下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另一種是注重於修正體制的不合理之處,認爲這才是阻礙個人充分發展的關鍵。前者注重的是內因,後者注重的是外因。《紐約時報》中文網上一篇題爲《你和非裔站在一起?兩代華人的種族歧視大辯論》的文章(點擊文末“閲讀原文”)對這兩種模式做了很好的總結:
這兩種模式走到極致都將遭遇無法突破的瓶頸——太過遵守遊戲規則最終總會面對遊戲中預先設計好的玻璃天花板,吿訴你在這個層面之後的成功,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屬於你。而一味強調體制的不公,就容易讓人忘記即使在這個錯漏百出的體制里也仍然存在的個人發展空間,容易讓人把體制的徹底改善當成實現自己價値的唯一途徑,繼而在社會進步太過緩慢時怨天尤人、自暴自棄。如今美國面臨的衆多社會問題,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了這兩種模式各自的死角。
在討論非裔美國人受到的種族歧視時,有些華裔有一種看法,就是非裔固然受到了系統性的歧視,但如果他們更加注重個人努力,也有助于他們的境况得到改善。這種觀點是否正確見仁見智,但也正好爲上文提到的兩種模式提供了一條旁注。
人家的事情暫不管它,在這兩種模式中,模範少數民族屬於前者,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是一個“度”的問題,最難做到的就是拿捏分寸,掌握平衡。但在個人努力和制定規則的角力中,我們華人並沒有處在一個很難掌握平衡的位置,我們完全走了極端:逆來順受、致力于自我提陞一直是我們的主打理念。
因爲這個原因,如果我們華一代和華二代之間的衝突,確如《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文章所説,是這兩種態度的交鋒,我以爲是好消息,因爲這表明我們的下一代已經躍躍欲試地想摘下“模範少數民族”的帽子,我們這個社區的心態,正在向一個更平衡、更健康的中心點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