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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疫情讓大家的身心都成長不少,我有機會在家看書學習,有機會與搞科硏的唐同誥先生交流,我明白了宏觀看一個國家軌迹是指:從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來看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否。
我在2013年11月的一天,認識了一位匹兹堡的讀者,他從上海來美國近30年了,他説如果華報有興趣可以報道他最近寫的一本新書,《繪製進程圖》D++語言敎程,他説他是上海人,已經73歲了,很想把他的學術硏究成果傳給大家,他就是1986年來美國匹兹堡大學求學的華人唐同誥先生,時間眞快,一晃過了7年。
唐同誥1968年在上海復旦大學開了計算機工厰,那個時候他的計算機工厰很賺錢,學校各個敎硏組都來他這里要錢,有的敎硏組要他幫忙購置沙發,他實在不懂人際關係,最後是中科院有一個到美國深造的名額,他爭取到了,1986年到了匹兹堡來學習。
疫情期間唐同誥先生與我郵件聯繫,這位80多歲的老人心態就像年輕人,每天堅持硏究他的電腦軟件,一個很有故事的人,這里我與讀者朋友分享唐同誥先生的幾封郵件。
唐同誥先生就目前疫情寫了他對各國對待疫情的感受:德國最清晰, 英國最稱職, 美國最辛苦, 俄國最愛國, 中國最愛黨, 法國最苦惱,
加拿大最愛民。
浦瑛
浦瑛社長:
您也許有興趣知道以下兩個問題:
(一)昨天談到,我來美國後的變化:
(1)沒變化的是:我從不指名道姓地指責別人,特別有不幸的人需要同情。
(2)變化的是:在科技上應該講眞實性。
(a) 在中國時,一是遵守傳統的過度假的“謙虛”,二是爲躱避受害,對其他專業人士的提問,我總説“ 我搞的理論沒有用處”。
(b) 來美國後, 中國當時的計算機理論首席科學家唐稚松對我説,你要説眞話,不要搞什么“謙虛”,説自己“不行,無用”。你的老闆會説
“你不行,那么干什么到我這里來?”於是,到CMU大學後, 老闆對我説,“你能幹哪方面的工作
?”我説的第一句話是“我能幹你叫我干的任何(硏究)工作”, 不再做讓西方人理解不了的“謙虛”了。
(c)我在專業技術方面的談話,講的都是事實有證據,不能有一點兒假(數學的定理一個接一個。有一個是錯誤假的,以後發展出來的一大批定理結果,錯的不可想象)。我提出的這個技術在歷史上是二十一世紀的軟件工程發展主要方向。這些話都在公開的網頁上和出版的書籍上公佈了幾年了,沒人提出異議和挑戰,這在西方每個人可以自由説話的環境下,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世界現有的技術距離我提出的理論技術,距離很大,人們想象不出我是怎么做出此硏究成果的。我等待多年後,人們再做出評論吧,不急。
(d)我説此技術和理論了不起,無比地好。希望大家快點學,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講了眞話。中國人不要把此技術和理論的了不起,理解爲我在説“我怎么自己了不起“,”很傲慢,想成英雄”,這錯了。
西方的方式總是在電視里做廣吿説"什么什么産品,國際上最好”, 這很正常。這種態度大大地促進西方的科技向前的高速發展。
(e) 我在網頁里,特別在不少Email
里,提到我的這些硏究工作,不少人同樣可做,只要他們補充學習那些極端重要的基礎知識。同時,我對科學院軟件所,取消了某個對計算機科學發展的重要基礎硏究部門的做法,提出僅供參考的異議。
(二)昨天也議論到另一個話題: “人與作品的關係”。
(1)人文學的作品反映了作者的社會觀。因此,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的作品,它的作家値得被人們稱爲了不起的思想家。
(2)在理工科領域,不適合把科學家的社會觀與專業技術成果過分地合二爲一。似乎是技術成果優秀的人,必然應該是社會思想家,
把社會責任與要求硬性加到科學工作者的頭上。其實不然,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對社會的瞭解不多。這些全心投入工作的專業人員,不是也不必是”完人“。
唐同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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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師:你好!
(1)曾經有一位科學家,你暗示我他父親是某單位的留用工程師。以後我注意到他有時判斷不太清晰,確實有點左。
我最近寫給你的信,同時也列上了一些人的地址,勸他們要像楊老師那樣,氣量大思路開闊。
我在2008 年前後, 我把我的二項硏究成果, 語言解釋不多地吿訴了中國首席計算機理論科學家唐稚松,數理邏輯公認的首席科學家楊東屛,
以及復旦大學首次二位命名"復旦大學敎授"之一的張根度,我記得他們三位説過,對我的爲人和智慧極其瞭解,使得他們立即毫無保留地相信我的成就,使我很感動。
唐稚松希望我參與他的未來的項目,你主動聯繫了軟件所,要我做去作報吿,(當然, 從一開始,我在美國的學生以及同事們,
極大的參與以及支持我的軟件産品的發展,這些極爲重要)。
對的, 只有擁有極其深厚知識,又擁有極其高智慧的企務內的 科學家,都能很快地瞭解此項了不起成果是可能的,包括張然,至今,
中國的軟件領域的院士們,確實沒有一位表示此技術不可能。
我也聽説了,中國只有楊芙清院士能緊跟世界潮流, 認識到世界軟件發展的方向"自動化軟件工程"。她試過三次技術衝擊,
由於人才配備不全,沒達到目標。但是,她的作爲也是了不起的。
(2) 現在, 我集中寫英文版的技術使用説明書, 然後才考慮接受投資去,雇傭人員, 發展公司。最後,我才能脫身,寫出完整的
"理論,方法,技術"的中型歷史性解答難題的著作。
唐同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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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屛老師,周巢成老師,浦瑛社長:
解決了一些數學問題,它的結論,與誰個人都無關,也都有關。
近代社會主義國家遇到危機,十九世紀早已指出的按需“分配”引出的獨裁。中國累遭相對兵力只有1/10的北部小國的顛覆,內斗與誣吿太根深蒂固了。這些事實結論大家與我也知道,與我工作專業無關,就讓有關人員去探討。
我極不愛講話,若有三人在一起,我就聽其他二人聊天, 我不願揷話。
回憶一下,我從初中起,就遭人誣吿説“破壞公物,體育用品‘雙杆’”。 我從不去澄清,誰相信就去相信。
我一生就離不開“被人誣吿”了。文革中後期,一位大學書記把我揪出成一個晩上的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份子。
鄧小平下台時,一位大學書記表現積極,除了帶領學生用大字報批我是“鄧小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基礎”,又硬要每位支部書記上台發言“鄧小平上台,我們都要人頭落地”。我當時聽了汗毛都竪起,實在忘不了。
我實在想不通,在鄧小平過幾天上台後,這些組織駡鄧小平的人都馬上昇官。雙方配合默契,很正常習慣需要。
2015年起申請簽證四年,復旦外事組徵求某系領導意見,他堅持他的89年的吿發,説唐同誥曾經確實是“反政府人士”,不同意唐同誥回國,接着他也對某些敎師説“唐同誥不會也不可能回國”。(每句話都有人吿訴我),他們奇怪我怎么在復旦大學出現了。更加令美國人難以相信的,那位我很不熟悉只説Hello的系領導,在最近有人訪問同濟大學時,他對美國人當面揭發“唐同誥去美國時是共産黨員”,其意思是美國禁止….。這件事連我也沒法想通,我作爲被揭發受害人從來不在乎,反而揭發人很激動繼續干?
我不是投機份子,與任何政治環境無關, 自己的都要靠自己努力勞動:
98年訪問美國到期結束 Carnegie Mell 大學軟件硬件人工智能硏究,離美去澳大利亞大學。
95年經長相極爲紳士樣的系主任支持我成澳國公民。
有了身份就去美國,次年96年拿緑卡,二十三年後事業有了眉目的2019年,才申請並成美國公民。
中國人之間的這些莫名其妙的爭斗爲什么這么多?
所以我感嘆地説“我在這里,Pittsburgh,十幾年我搞自己的科硏沒有任何人打擾我,我能靜靜思索,能堅持長時間完成艱巨課題。在中國行嗎?”
在中國和美國一樣,我沒親身經歷不清楚的,不去爭表揚趕時髦地瞎説。彭德懷,劉少奇,江靑,鄧小平,
右派份子,我對他們一點不清楚,我不説更不會上台去批判。對周恩來我不清楚,他葬禮日,別人問我,我只説我不知道他好在哪里?爲什么要我去重複別人説周恩來偉大的話?
在專業上與政治言論一樣,不清楚不説。批評也要有根據,也要於人爲善,不指名道姓批評。在專業上也是這樣。比如説:理論知識深厚,最令我敬佩的計算機大奬獲得者
Dana Scott,在與我單獨討論 “軟件正確性驗證”理論問題時,他極其認眞地下結論説“用數學的方法
要徹底解決‘軟件正確性驗證’,看來不可能了“(大意)。要用數學符號化的方法,不能迴避“集合論”。
我經歷過用極其嚴密的‘公理化集合論’,探索解決‘軟件正確性驗證’的問題,但是瞭解到:
(1)僅僅接觸的一點軟件的概念,其方法複雜到沒有哪位理論敎授,能一看就理解。
(2)小組用了一年,也不知道是否解決了軟件正確性驗證的萬分之一問題?
因而,我完全同意Dana Scott 敎授意見,更明確而讓人有個數字的印象。我不能違背我清楚事實而瞎説。
我回答了最近向我提問題的媒體人員説:用原來的數學的方法“要解決‘軟件正確性驗證’一百年也不可能!”
瞭解我的人理解我説的。不必要無關人員都要瞭解。
唐同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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