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百年前,徐昌治編了《聖朝破邪集》。這八卷論叢是中國人對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議文獻,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論的集成。
三百年來,朝代換了,古人死了,這部書的紙張也變黃了,可是聖朝破邪的細菌並沒有消失,它鑽進中國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隨着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時中體西用的諺語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傷寒;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白喉;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
三百年來,我們民族的感情變成這種細菌的函數。在思想上,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有機體。在別人都朝着現代化的跑道競走的時候,我們卻一直發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點逡巡不前。我們總想找點理由來拒絶賽跑、奚落賽跑,同時斷言賽跑的終點將是一個悲劇。
三百年了,原在我們前面的,離我們更遠了;原在我們後面的,也紛紛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可是我們還不肯勞動足下去快跑,我們還在腦袋里做着後來居上的迷夢,夢着我們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選手,我們總想憑點祖上的余蔭來佔便宜,總想憑點祖傳的步法迎頭趕上。
三百年的迷夢不可謂不久,三百年的失敗不可謂不多,三百年換湯不換藥的惡果不可謂不大。民國以來,我們的病况雖有起色,可是我們並未眞正健康起來、活潑起來,我們還有許多不健康的心病,成爲我們賽跑時的阻力。如果我們眞想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做一個尾隨不捨的健兒,如果我們眞想在年輕民族的背後脫掉我們的暮氣,我們必須把這些心病做一次徹底的治療。
遺憾的是,歷來硏究這些心病的醫生本身就是病人。偶爾一兩個沒破傳染的,卻又接近蒙古派——對病情的診斷和病歷的瞭解完全是枝節的、籠統的、混淆的。
基于這種現狀,我不得不把從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請到一起,從他們中間,精選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爲病例。再依這些病例,把他們厘定爲十一種病名。在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許多民族英雄、達官貴人和名流學者做了我這些病名的捕獲品。換句話説,竟有這么多的愛國的人兒因爲“愛國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罪人。這種不幸説來令人傷心,可是做爲一個文化醫生,他有消滅這些病菌和防上它們蔓延的責任。婆婆心腸不能阻止傳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無情的指控誰是蒙古醫生、誰是病人、誰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對這三百年來聚訟紛壇的死結,想用一個歷史的觀點來透視它,顯然是値得的嘗試。基于這種看法,我決定開始我的指控:
義和團病
義和團的祖師爺是清人張祥晉。他大概想學司馬相如那一套,寫了一篇《擬諭咪唎堅(口字旁)佛蘭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艫一炬,借赤壁之東風;鼓金齊鳴,窮朱儒于南海……克張斐相之英風,奚盧廬循之小寇?(阮元等編《學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這種口誅筆伐的夢想居然眞有人拿來實行了,那就是義和團。義和團是排斥西方最純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們對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會表演大刀對洋槍、赤膊擋洋炮。他們不但深信中學爲體,也深信中學爲用。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黃帝子孫,他們雖然光榮的失敗,害得全國同胞每人都賠了銀子,可是他們的陰魂不散,陰魂附在辜鴻銘身上,鼓舞這位老怪物寫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義》),來做他們的安魂曲。“春秋大義”式的思想與義和團思想事實上是一個窰里燒出來的,只是表現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標榜的,愈接近此類。這一派顯然是式微了,因爲他們旣無義和團的勇氣,又無辜鴻銘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籌辦他們的中國道德勵進社去了。
中勝于西病
這種病是很明顯的文化優越感,根本不承認西方勝過我們。代表這種論調的可以舉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説:
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學者若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硏究之,則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疇人傳》卷四千四“利瑪竇傳”)
民國以後,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氣説話了:
吾國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游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體現眞理、擔當世運,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十力語要初續》頁一
又過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師的話開口了:
……知華族文化生命之圓融通透,與夫聖學之大中至正,其藴藏之富、造理之實,蓋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認識心之批判》序言)
我們試看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識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轍的抹殺主義。他們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們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這種妙人今天還多着呢!試看有多少人摒西醫不用,而迷戀着五運六氣“寸關尺”的中醫,有多少人摒正規音樂不學,而迷戀着七音六呂“笙蕭緣”的國樂……這種中勝于西的觀念最容易導來“以此類推”、“舉一反三”的夸大,而這種夸大卻又正是濫用“民族自信心”的顯例!
古已有之病
犯這種病的人並非不講西學,而是認爲這些洋玩意都是我們古書中早就説過的現話。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説》中駡利瑪竇道:
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爲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
這種“原在吾儒覆載之中”的大言,在我們國民心中流傳很廣:阮元就拿過後漢的四分法來比西洋數學(《疇人傳》);印光任就拿過周脾來包括“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理”(《澳門紀略》);陳啓天就拿過孟子的後來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觀念(《中國政治哲學概論》);毛子水就拿過大戴禮記“四角之不揜”的話來比西方的地圓説(《中國科學思想》)。現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動輒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與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問他“孔子周遊列國時爲什么坐馬車不坐汽車?”他並不説“那時候沒有汽車”,他的答復是:“那時候的馬車就是現在的汽車。”這種夸大誕妄的先生門,説破了,不過是古人屍影下的奴隸罷了。
中土流傳病
犯這種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來我們就有”,這一派則是“本來是我們的”,“兩洋近代文明是我們傳過去的。”在清人允祿的《數理精藴》里,竟説西洋敎士的天算格致:
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流傳。而其原因,乃是:三代聖時,聲敎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旣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眞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經解叙》)
這眞是毫無歷史根據的謊言!本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聲敎四訖”的情形不是沒有。例如:養蠶、造紙、瓷器、檸檬、大黃等的西傳,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實。但若不根據史乘,認爲一切都是“吾家舊物”,一切都是西人“陰圖以去”的,這就未免有點無賴了。而耍這種無賴的,紀曉嵐和他老師劉文正最爲拿手,在《灤陽續録》卷一中,我們可以拜讀他們的高論。
這種“中土流傳”病本是“禮失求諸野”觀念的翻版,這種病嚴重以後,就會亂做浮夸的歷史考證:什么法顯發現美洲啦、詹天佑發明火車挂鈎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學對歐洲文化劃時代的影響啦,不一而足。又常見一些人最愛拈出羅盤、火藥、印刷術來驕人,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脫胎換骨好多次了!
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楊光先和比利時的南懷仁斗曆法失敗,遣戍歸來,寫成了《不得已》。他呼籲“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躱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動機,説穿了疱,不過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罷了。這幫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險,想來想去,決定還是不要好。
這種畏葸的小心眼兒,投鼠忌器的謹愼,眞是怪可憐的:他們怕這一變,連腐朽的老本也沒有了。梁漱溟後來寫《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民國二十二年)時,已經明顯的轉入“不得已”派,他那種“最後覺悟”的語氣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國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則誠然矣!(頁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説: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否認什么?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西洋把戲之眞不得而用之也!
“更不沾戀”,“眞不得而用之”,這是何等不得已的調調兒!現在很多人因爲賺不到錢轉而歌頌“抱布貿絲”的農業社會,因爲討不到老婆轉而留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後詆毀工業文明、攻擊自由戀愛,究其微意,不過“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
這種病患者對西洋把戲的口號是:“沒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許大受的《聖朝佐闢》最能發揮這種高論。他認爲洋鬼子的東西“縱巧亦何益於身心?”他舉的例子是:
……自鳴鐘,不過定刻漏耳!費數十金爲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爲之最難,成之易敗,不反耗金錢乎?火車(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殲敵,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尙乎?
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錢乎”、“又安足尙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專用語彙。乾隆時英國使臣請福大人參觀他們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話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覲見記》頁一0三)
這就是許大受的“體”與福大人的“用”!犯這種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還低級:後者起碼還承認外國好,可是我們不要他的好;犯這種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內心深處覺得外國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現“張脈僨興”,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這種善爲巧飾的心理,三百年下來,還是完美的遺傳着,世風是日下了,可是人心並沒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説是純粹排斥西方的。他們共同的色彩是西方並不値得學,我們固有文化是無待外求的。在這六派中,有的已經變得乖巧了,至少他們不再用義和團的符咒來征服世界了,他們要用齊如山夢想的“國舞”來“遠征世界”了。無論如何,在精神上、他們永遠是勝利者,永遠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憑鬼子們一尺一丈的增高,我們這些“痴頑老子”是絶不在乎的!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病
這是中國人文字魔術最蠱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張之洞高叫的“舊學爲體,西學爲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認西學可供“採補”,至少想“擇西學之所以補吾閉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儘管用,必得“西學先由中學”,孫家鼐的兩句話把這種理論的核心點破了:
中學包羅西學,不可以西學凌駕中學。
這就是他們骨子里的眞精神!這種精神,事實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務理論的“建構化”。當然張之洞之流把它建構得很別致、很迷人,旣維新又衛道,最適合焦灼狀態下的國人的口味。順着這種思路滑下來,在民國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極一時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俗稱“十敎授宣言”。這十敎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他們在宣言里頗藐視中體西用的見解,但是他們筆下的“根據中國本位”、“具有中國特徵”,卻正好是“中學爲體”的盜版;“吸收歐美的文化……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卻正好是“西學爲用”的化身。這眞是數典忘祖的大笑話了!據我看來,王新命諸公唯一比張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點“批判態度”來做取捨標準,而張之洞在這方面的念頭似乎沒有他們強烈。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他們在“殘基”(residues)上面和張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眞可説是“友天下曾經致力於黨務之士,尙論古人”了。
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
這一派的頭腦搆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搆造。前一派是體用二分法,這一派是精神物質二分法。
在體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學局限在科學工藝的“用”上,便很容易轉形爲這一派了。所以老實説,這一派比體用二分法還淺薄。這一派的理論本是清季“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蛻變,到了《歐游心影録》(一九二0年)時代的梁啓超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九二二年)時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氣象。下傳至陳立夫得意的時代,這種理論更是日正當中了。
陳立夫寫《中西文明的特質與新文化的創造),劈頭就説西方有“物質的重心”,而東方“正和他們異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長短互見,一個是偏于精神,一個是偏于物質。我們要趕快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創造完美的新文這種斷釘截鐵的確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這么一位大護法來多年推行,無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
挾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來肯定自己,挾外自重是拉別人來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樣,肯定的目標則無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瑪竇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與中國佔法吻合”。梁章鉅《退庵隨筆》中就説大主敎義“與儒書,又何所異焉?”(卷八)這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比附。這就好像名不副實的廣吿一樣,一時雖能得售,久了就會露馬腳,,敎皇格勒門得十一的六條禁約帶來了中西衝突的白熱化。兩年後康煕還擊,他拿起紅筆,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説言立論,令人可笑者多!
這是公開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論事,康煕皇帝此言也未必過當,想洋鬼子對東方能夠有所“通”,實在是太樂觀的事。他們偶爾有“傾慕”色彩的,也無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陣,用來推銷他們的主義和滿足他們的偏鋒感覺而已。萊布尼兹用他的《單子論》(Monadologie)來比附中國儒釋道三家學説就是一個顯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爾夫(Christian
Wolff)、伏爾泰、狄德羅、海爾佛修(Helvetius)。巴夫爾(Poiver)、揍內、堵哥,這些人對中國的瞭解都是有問題的,都是不可以胡亂肯定的。但是這些人名單到了挾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會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屍,還祖宗之魂了。他們在“國威墜失,民族陵夷”的時候,會大叫道:“你還説中國文化不行嗎?外國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們呢!”於是張其昀埋頭大寫其《艾默生論中國文化》(《東西文化》頁十七),謝扶雅也伏案大做其《來布尼兹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一卷一期)。他們的結論無非是“嘻,何酷似‘聖人之徒’也!”洋權威引過來,正好可塡補他們“子曰”、“詩雲”意識的空虛。旣然得觀古人之光耀,又聞洋人一言以自壯,無怪乎他們都那樣活潑潑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説是利用西方的。他們比前面六派開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們旣宣揚中土的“道”、“體”眞傳,又承認洋人的“器”、“用”價値。他們的算盤是如意的,方法是兩全的:繁複的中西文化被他們往簡單整齊的公式里一裝,手一拍,大功就吿成了!
大團圓病
大團圓病是比以上三種更會夢囈的狂病。犯這種狂病的人,大腦大概休息了,小腦卻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天下順眼的東西都可以融會協調和凝爲一。這種反射從董仲舒開始,射到今天還未打住。錢穆接過來,一口咬定“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一六二)
反過來説,中國文化對西方卻又存一種禮尙往還的回敬,對於近代西方思想上之衝突矛盾不得解決處,可有一番意外之貢獻與調和,(《中國思想史》自序)
這樣一來,中西雙方都佔了便宜了。可是錢穆意猶未盡,他居然説出“並不想專爲中國文化抱殘守缺”!他主張只要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斷提撕……則此後中國之文化新生,決然仍將爲中國傳統,而我們也希望中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開展出世界人類之新文化。(《文化學大義》頁八十)
這種大團圓的好夢做來好像對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無偏袒,其實錢穆的內心深處是“項伯式”的,雖然拔劍起舞,本意卻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國文化是也;中國文化者,孔子敎義是也。孔子敎義將決然爲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求在人類歷史本身內部,覓取文化眞理者的唯一最寶貴的敎養。
(《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決然”、如此“唯一”,眞不愧是標準的“唯我論”(egotism)!讀了這些新預言,我才知道所謂“世界文化新生”,原來競是向孔子敎義看齊;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結果,竟是讓中國聖人來當家。這就是錢穆的“文化客觀眞理”。我寫到這里,眞忍不住要嘆氣説:所謂中國今日的“史學家”,畢竟還是“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
超越前進病
犯這種病的人大概頭腦中有點“八十公米低欄”的幻象,因爲“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欄嗎?“前進”云云不正是賽跑嗎?
這些文化選手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根子。這一派的大法師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里,口口聲聲勸人“由門戶之爭解放出來”,卻沒想到他自己正是門戶之中的健將!他並不是什么“獨立而向前”的“兩不屬”的人,他實在屬於“傳統派”中的一個流派。而在這傳統派的門戶中,二十五年來,一直扮演一個會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説:
我們對於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國的,亦當學習之,况中國所國有者乎?使無可取者,即是中國的,亦當摒除之,况非中國者乎?發展自己之長,並兼有他人之長,這不僅是我們應有的目的,也是中國文化與學者的一個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頁十九)
看這些話,我實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體西用派諸公有任何不同之處,也看不出他“拒絶”了哪一點、“超越”了哪一點?他的語調是“况中國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國者乎?”處處不脫那點傳統的自信,“中國之爲中國自若也!”可見他在本質上明明是中國本位的,所以他才會主張“發展中國人之聰明才智,創造新中國的新文化,以求超勝古人、西人。”這種浮夸的調兒實與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啓的“超勝”論同一氣息;和二十七年前張季同的“創造的綜合”一樣味道(參看張季同《西化與創造》,《國聞周報》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論”
來一次港台對照(參看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値》頁三四八)。坦白説吧,“發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經不能使我們兼顧了,想不到胡秋原還想“創造”,還想師漢宋中外學者之心,並以漢宋中外之學爲我注腳,從事新的創造。(《中國文化之前途》頁三十二)
這種旣虛矯又不實在的侈論,顯然是中國士大夫浮議性格的遺傳,與吳康諸君子參酌古今,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現代智慧之陶鑄(《宋明理學》結論)
等空言同出一厰。這些新文化的創造論者實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們的好高騖遠實在是貽誤靑年的惡瘡。自古談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們、信徒最多的是他們,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們。
以上兩派都可説是融合西方的,是談中西文化的最時髦的陳腔,也是最動聽的老調。由於他們的推波助瀾,盲目的夸大風氣已經洋溢在一些靑年的頭腦里,與高調刺耳的世風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們不想重蹈明清浮議的覆轍,眞想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正軌,“融合”、“超越”這些怪夢實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種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樣法”(representative
sampling)定出來的。我這樣分類,可以避免枝節、籠統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們分門別類,同時一一請出他們思想上的開山老祖。不論他們怎么否認、不論他們怎么化裝、不論他們怎樣不自覺、不論他們施放哪一種煙幕,我都要抱歉的説:“你們的思想是師承有自的!你們思想的來龍去脈逃不掉《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追踪。你們的這一套鼓動一些小百姓的情緒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還想長期發展下去,你們就錯了!”
根據我上面的指控,可見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傳統、深厚的歷史淵源,都有先知、大法師,有些聲勢浩大的,甚至還有集團、有靠外國津貼的書院、有報紙雜誌、有理論家(文警)、宣傳家(傳聲筒)、實行家(打手),以及數不清的徒弟與嘍啰。
由於現實利益的不同和頭腦開化的各異,他們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是水乳交融的,因爲他們的思想模式(modes of
thinking)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恰似台中的名産“鳳梨酥”,儘管隨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裝,但是在那層彩紙里面,都是大同小異的鳳梨酥!
這樣説來,他們實在可以聯歡一次: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古人復起,腐儒重生,保守與頑固齊飛,大官與學者一色。酒酣耳熱之餘,大家不妨拔劍擊築,爭爭誰是正統?其實他們都遲了,眞正的正統早被一匹“黑馬”盜之以去了,這匹黑馬就是大談新儒家的徐復觀!他説:“不談文化則已,一談文化便應該談‘統’。我並且希望有些人出來斷然以道統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當大家正在找鏡子的時候,徐復觀已飛奔道統的寶座,趕過熊十力,推開錢賓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來了!
這就是傳統派今天的現形記,也是他們病歷的最新報吿。
徐復觀不駕崩,他們的好戲還有得瞧呢!
以上所討論的,只是病名和病歷,如果眞要給他們看看病,我們必須探討病原,找出他們生病的原因。這些原因可分四項來説:第一個原因是“泛祖宗主義”。俗話説“窮極呼天,痛極喊娘”。無知的人們遇到困難,左冲右撞,還是解決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開襠褲的時代,拿出吃奶的力氣,喊凡聲媽。因爲在孩童時期每一叫媽,問題就有人代爲解決了,所以總覺得叫媽很靈,所以總想叫媽。但叫媽是個人的事,對一個民族而言,人人叫媽成何體統?於是聰明人想出一個好辦法——叫孔夫子!這眞是一大發明!因爲這樣一來,天下大事就好辦了,孔子是我們“泛祖宗主義”的焦點,是我們全民族的“父親意像”(fatherrimage),也是我們的彌賽亞。不幸的是,在三百年來歐風美雨的吹打下,我們的彌賽亞不但不靈,反倒誤了我們——我們想佔祖宗的便宜,結果反倒吃了大虧。
沒有疑問的,我們今天已經陷于一種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們民族是最重視祖宗意見的民族。祖宗的意見並非不能解決問題。
至少在祖宗的時代里,在“蠻夷率服”的時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進入一個“蠻夷不服”的時代,於是問題就來了:在蠻夷剛來鬧事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在他們開始橫行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復古主義(revivalism);在他們所過披靡不可一世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未來主義(futurism),這種變化沒有明顯的段落可以劃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異代可同調”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鴻銘都是普通的傳統主義者;黃仁濟、梁漱溟、錢穆都是激烈的復古主義者;徐光啓、張君勱、胡秋原都是飛躍的未來主義者。不論他們屬於哪一種,他們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輕重和所抱面積的多少而已。他們總相信祖宗的遺産有用處,有推陳出新的價値,對建設現代化的中國仍然需要,絶不可攔腰絞斷或一古腦兒丢開。
他們的通病在于不明瞭返老還童絶不能用老藥,使中國現代化也絶不能藉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種病,絶不能西藥中藥全吃,專心吃西藥足夠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現代化的國家和現代化的步驟早擺在那里,我們直接去學就行了,何必麻煩祖宗呢?日本沒有孔子,可是何礙于他們的維新?韓國很少國粹,可是何礙于他們的新政?我們當年的藩屬部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們,早就把我們救了,不會鬧到今天這種慘相了。美國是固有文化固有聖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實的強國,而咱們呢?至多可説是歷史悠久的古國,四維八德十三經二十醜史雖多,可是還得靠人家援助。
這不能全怪我們不爭氣,我們該怪祖宗留給我們大多的“東方文明”:那是一個重擔子,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延誤了我們現代化的速度。如果我們想輕身妙手的走向現代化,我們不得不在這個重擔子下面挂個問號。
可是,事實上,十多年來,守舊的大霧似乎更濃了,聖賢也有學會了、中醫也有學院了、內功也變成“科學”了、張天師也領公費了、軒轅也變成宗敎了,但是我們卻看不到有哪個知識分子敢挺身出來説幾句“罪言”,用他的筆桿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清一清烏煙瘴氣的局面;我們只看到那些衛道的英雄們,肅穆趨蹌,紛紛跑到孔廟去看禿頭小男孩的八俏舞,卻不會待在家里,給《孔盂學報》寫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時中’?”我們“聖之時者”的祖宗若眞能復活一次,看到他的“會員”們抱着他的大腿窮啃——食古不化的窮啃,他眞要氣得去美國了!
第二個原因是“淺嘗即止的毛病”。我們同胞有一種絶症,就是“淺嘗即止”。任何好東西,到咱們嘴里,舌尖一舔,還沒吃,就説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壞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們胃口的!沒有什么營養的!
泛祖宗主義是對舊的依靠;淺嘗即止的毛病是對新的懷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學救國,可是科學還沒進門,梁啓超就領頭大喊“科學破産”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憲政,可是國會剛開,大家又大喊“議會政治破産”了。
事實上,眞的“科學”還在門口;眞的“民主憲政”還在門外頭。可是卻有人説,洋把戲咱們吃過了,沒有什么好吃的!
錢穆就是這些味覺有問題的代言人,他大聲喊道:
中國這五十年來,開始學德民後來學英法美,後來又學德義,今天又要學蘇俄。西方的,我們都學過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後,或許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學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過頭來再認識一下自己吧!
眞難得!這五十年來的爛賬竟這樣容易就被錢穆算清了!老實説吧,五十年來,我們壓根兒就沒長期的、徹底的、有計劃的、不三心二意的“學”過任何玩意兒!我們只是敷衍、只是淺嘗、只是見異思遷,只是以爲“學遍”了、“都學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實“壁”在哪兒、在哪邊、是什么模樣,我們還沒看到影兒呢!
可是,當代的“史學家”卻吿訴我們過去都是“迷途”,勸我們“回過頭來再認識一下自己”。我也是弄歷史的人,我只知道我們的老祖宗一直在“認識”自己,在認我們是一個“四夷來朝”的華夏民族,識我們是一個“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光榮的紀録,直到道光皇帝在連呼“不可”的嘆氣聲中批準南京條約爲止,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對自己認識的錯誤,但是認識有什么用?認識了兩千年,能鎮住西洋鬼子和東洋鬼子不來太歲頭上動土么?
如果我們眞有點認識的能力,我們首先就該認識我們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現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們只想投機取巧,我們從來沒有學到別人的“精神文明”,諸如科學態度與科學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經濟(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觀念與眼界,動力主義(dynamism),乃至見人就叫聲“嗨”(hi)的爽朗與眞誠。我們所學到的、所肯學的,只不過是點極可憐的層面。在現代化的水準前,我們只是一個幼稚園的小學生,至多能説開始學,絶不能説“學遍”了!
一個英國探險家在某次探險中碰到一個有吃人肉風俗的蠻人,等到他發現這蠻人竟是一個英國大學里出身的,他大爲驚奇,他間這個蠻人道:“你難道還吃人肉嗎?”這個蠻人的答話可妙了,他説:“我現在用西餐扠子來吃了。”(I
us'um fork now.)
這雖然是個笑話,卻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話。試看我們社會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車卻裝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腦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機製造着冥紙錫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厰出品麻將牌?有多少人用電氣冰箱裝祭孔祭祖時的冷豬肉?有多少人用着麥克風弘揚聖敎佛法……孔夫子的後人穿着新式西裝,抽着名貴煙草,坐在先師奉把官府里寫毛筆字;張天師的後人也同樣在天師府中服氣煉形,或走到廣播電台,用科學方法來導引胎息!
這些“中學爲體”的臭腐,“西學力用”的神奇,哪一點比那用扠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點不代表我們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點不代表我們神經與胃口的衰敗?哪一點不代表我們是一群淺嘗即止的病人?
我們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眞的洋貨是什么,我們總以爲舌尖舐到的那點是洋貨;眼睛瞟到的那點是洋貨;與聖經賢傳吻合的那點是洋貨;二毛子學人販賣的那點是洋貨。
流風所及,眞正的洋貨還沒進口就被我們“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眞正談點西學的時候,一些“善爲氣矜”的土包子就看不過去了,就要“向政府質詢”了,就高叫這是“東方人的耻辱”
了!
第三個原因是“和經濟背景脫節”。傳統派不知道我們東方這一套思想完全是農業社會的産物。農業社會是靠天吃飯,修己以順天。資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資源是幾畝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長,誰也沒有擴展的可能,機會的擴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個人生存的條件是祖傳的農作。一塊土地,爺爺交給老子,老子交給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橫流的收下來,年輕一代生存的機會是年老一代傳下來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們社會最神氣;可以“養於國”、可以“杖于鄉”、可以拿棒子亂敲人的膝蓋。因爲土地資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輕人想吃飯,就得聽話。
農業社會的經濟往往是一種“匾乏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經濟下,東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沒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樂天知命”、要“允執厥中”、不要“以有涯隨無涯,要乖乖的,要“知禮”。
禮敎是叫我們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講“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這種模子底下烙守“非禮勿言”.如果你想打破傳統秩序,如果你敢藐視老年人的獨佔系統,你就是一個不識時務的傢伙了!用上面這種觀點來解釋中國思想、解釋儒家學説,則易如庖丁解牛、則一針見血。
好景不長的是,正在我們“日入而息”的時候,另一種經濟形態出現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經濟。按説這兩種經濟碰了頭,最好的辦法是我們“貧而無諂”,人家“富而好施”。可是這樣下去,我們就永遠是個落後國家。
不想做落後國家的唯一辦法是改變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跨進工業社會。
但是工業社會是動的、擴展的、進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賴白鬍子老頭的。在工業社會里面,一切傳統的價値體系,不論是好是壞,全都是生了銹的發條,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齒輪發揮作用。
我們要跨進工業社會,要光明磊落的跨進,不是“猶抱琵琶”的跨進。舊琵琶除了能遮醜,別無用處。
我們要奏工業社會的迎春曲,不能依賴農業社會的舊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卻不這樣想,他們死愛面子,總是不肯“琵琶別抱”,他們忸忸怩怩的,欲説還休,於是錢穆又出場了,錢穆唱道:
中國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農業上,因此只有在農業社會里,才可有辦法…不是農業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
唱到這里,實在唱得極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國應該走進一步,走上工業之路。除了農業外,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應可再進一步達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興工業,便要新科學……只要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傳統而能變。(以上皆《國史新論》頁一三七)
這又是兩全其美派的好夢了!錢穆苦口婆心,其目的無非是“變”而又變得“不推翻固有傳統”,想“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爲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精神所喪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沒有想通這兩種東西是互不相容的。
據我看來,錢穆對他這些戀戀不捨的話頭自己也不深信的,因爲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農業社會的味精硬往工業社會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錢穆説: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五)
旣然這樣,我就要奉勸錢先生,不要再想把農業社會的板片朝工業社會上搭了,“搭不成樣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這樣子,明明搭不成,卻偏想搭。他們以媒婆的心腸,做救世的事業,例如他們總愛説:“在孝的一方面,的確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們正從農業社會往下脫,脫出了家族本位、脫出了五世同堂,鑽進了工業社會、鑽進了小家庭。在這種經濟形態下,誰也不能爲了“防老”就一窩一窩的“養兒”,誰也沒工夫守那“寢苫枕塊”的三年之喪,“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這又有什么法子?這種“日下”的世風絶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擋得住的。如果我們要走向工業化,這是一顆必須要呑的苦藥九,當然我們大家都不願意,可是除了拿哭喪棒裝孝子外,我們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個原因是“不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不肯徹底接受西洋現代文化的人,他們派生出來的理由五花八門,不過都不太時髦。最時髦的一種理由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空間時間的特殊性”(十敎授語),其實這種“特殊性”的論調,早在民國十六年就被常乃德發揮盡致了。他説。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時代性的,今日中國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國”,在時間上是“今日”。因爲是在中國,所以絶非西洋,絶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爲是在今日,所以絶非舊時代,絶不能完全承受舊中國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的問題不是怎樣採取而是怎樣創造,我們依據時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創造中國的新文化。(《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東方雜誌》二十四卷二十四號)
旣然決定創造新文化,於是聰明人的高見又來了,他們想出一個好辦法,這個辦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陽街辦貨,充分發揮了自由採買的精神,好東西就買,壞東西就不買;回到家里,收拾房間,好東西就保留,壞東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敎授等人的精神:存其所當有,去其所當去。取長捨短,擇善而從。
總之,在取捨方面,要有一個“標準”。談到“標準”,張君勵的勁兒就來了,他捻着鬍子,興高采烈的提議道:
應將西洋文化在物質上精神上應採取者,一一列舉出來;中國文化上應保存者,亦一一列舉出來。(《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東方雜誌》十九卷三號)
這種開清單的法子看來實在誘人!可惜他們只會做裁縫,不曾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他們的通病在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體(integral
whole)”上面沒有眞正的理解,他們總想擇肥而噬、總想任意剪裁、總想只要好的不要壞的、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値系統(基本觀念)”
。
不客氣的説,他們對西洋文化,統統打着一個“買櫝還珠”
的算盤,他們不知道這種好夢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櫝就得要珠,不願要珠也休想要櫝,櫝中沒珠也不成其爲櫝,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爲全世界的“時間空間”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時,我們老大帝國可以行“銅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來;到了清初,閉關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現在,除了死心塌地的買櫝買珠外,別無他法了,人家長進的民族是不允許我們“還君明珠雙淚垂”的!
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這個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這一套農村文化的“忠吿”,她即使有“缺點”,即使想在人老珠黃時有所改正,也絶不會用你這一套發了霉的東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卻不要臉,他們硬説這美人當前就要改正“缺點”,而改正之道,則非東方文明不爲功,他們説:
“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這是民國五年倫父的“初版”。(《東方雜誌》十三卷十號)
“中國自古相傳之精神傳統……均爲現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這是民國五十年顧詡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這些妄自尊大的厚顔、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輸將,“正足以”證明他們實在“迫切需要”一點涼水來澆澆。
我的“涼水”很簡單,我只勸他們少做“捨身救美”的大夢,少獻“野人之芹”丢人,還是回過頭來瞭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質一一Civii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也許西化的結果會帶來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們總該認清我們的“大目標”是什么,爲了怕肚痛,難道就不養孩子嗎?爲了怕噎着,難道就不吃飯嗎?我們的“大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大目標”下,我們該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決絶與胸襟。“大目標”是安慰我們補償我們最好的代價。在這個百年大計中如果眞有“損失”,也是値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惡的,莫過于保守者背後的“歷史主義”(historism),他們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發的,但卻相信有些“人”
有資格來選購,所謂“統治文化”雲者,此之謂也!但白説吧,億萬中國人中,誰也沒有資格來訂這個取捨“標準”,任何聰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禮作樂”來“規範”這個聰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黃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內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們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撲下的自動吸收。而在這自動吸收的過程中,我們固有文化中的“無價之寶”和“國粹”是絶不會“淪亡”的。小姐們的旗袍不就是一個例子嗎?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圍的注重、衣料的紡織、開權的上移直到“蘇茜黃的世界”,哪一點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點不象徵“國粹”的“發揚光大”?我們固有文化中如果眞有眞金,它一定不怕火煉的,何况還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來衛護它呢?我們靑年人大可不必擔心“沒有了中國”、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現代化。我們儘量學,“惰性”、“老不死”和“國粹”早就在背後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們很容易流于“僅得其中”的結果,所以我們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爲目標的必要。
西方的眞東西新東西還沒登上咱們的門來呢,咱們就先怕了;只是過去那點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們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長處,保存固有的精華了,就想來一次大折衷了,來一次超越前進的大創造了。西方文化的長處若這樣容易就被我們吸收,被我們取巧,被我們“迎頭趕上”、“後來居上”,被我們套上固有文化的緩繩,那么我們早在五十年前就領導世界一齊來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晉時代大家拒了一陣佛,可是佛敎擠進來了;明清時代大家拒了一陣那,可是那敎鑽進來了。狂瀾倒下來,憑直覺。
憑感情,當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們失敗了多少次?
讓步了多少次?我們挽的成績在哪里?最後防線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進入中國了。時至今日,連最販賣“歷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內,哪個人不在物質上崇洋媚外?哪個人在精神上眞眞相信東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們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裝,只在每年祭孔的時候,穿起長袍馬褂來亮亮相,這正代表我們的可憐——和“‘穿’孝”一樣,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對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對它並沒有很眞誠的(in
all
sincerity)眷戀;固有文化的本身也無法使我們有深深的體感(feel)。大家只是爲了情面、爲了隨和、爲了不招忌、爲了“學而時習之”的順口,只好一齊串假戲、一齊重採黃花來做錦囊兒!
如果我們肯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觀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們:年輕一輩的明星狂和爵士樂,中年一輩的奬券迷和轎車夢,年老一輩的麻將風和強力睾丸片……哪里還有一絲一毫經典中的眞精神?
舊經典絶不配解決今天的社會問題,提倡經典救世就等於提倡串假戲,提倡把已經多邊的自我(many-sidedself)攪得更多邊。並且,事實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筆墨遊戲而已,他們的爲人作文與日常生活一點也不像安貧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們只是挂羊頭賣狗肉的販子罷了!並且狗肉也只是當作羊肉賣給別人吃,他們自己是不吃的——他們吃“美援”。
我們被經典害了兩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們民族的特徵,也是我們民族的死症。這種特徵與死症表現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饒恕的;表現在好説大話的官兒身上,也是不必見怪的;可是若表現在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就不能不嘆氣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最大心願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頭上套,又拿儒家經典往固有文化頭上套,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
儒家經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論語》、《孟子》和《禮記》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過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獺祭材料。
《論語》只不過是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個字的空疏東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的《孟子》、九萬九千零一十個字的《禮記》,一共還不到十五萬言。想憑這點兩千年前的“精華”來包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萬象,用來應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種種繁複困難的新問題,天下哪有這等便宜事!我們總相信有個包醫百病的萬靈丹,總喜歡有個“簡單的確定”(simple
certainty),用來“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老實説吧,凡是有着這種“萬古綱常”頭腦的人,絶不配談如何使中國走向現代化!
我們不肯睜開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繼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經邁向理智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們卻還在“事君以忠”觀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經對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滿意了,我們卻還在“天理”、“氣運”、“太極圖”上翻觔頭;人家論自由與權利的大書已經出了幾百本了,我們卻還高談大學中的“絜矩之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兩千年來做了些什么?我們喊了兩千年“選賢與能”了,可是我們沒有硏究出來一種合理的投票法;我們喊了兩千年“幼有所長”了,可是我們沒有一所像樣的育幼院;我們喊了兩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們屯積居奇的好商比誰都多;我們祭了兩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後人卻變成了問題兒童與考試專家。這些數不盡的冰冷事實難道還不能使我們醒醒嗎?難道我們還要喊口號過日子嗎?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並且敗事有餘。傳統派認爲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國,並且視爲“逾淮之枳”,轉而大駡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變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搗的鬼!
民國二十八年,錢穆寫《國史大綱》引論,他説:“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絶,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可是隔了兩年,這位新時代的朱子把他所説的話全忘了,他寫《中國文化史導論》,卻説若不解決“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這一問題,那么“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頁一六二)
兩年前,他説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就完蛋了;兩年後,他説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還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與國家興亡在錢穆手里竟變成了這么好笑的一對寶,一會兒生死攸關,一會兒並不相下。這種推理,怎么能敎我們適從呢?錢穆爲了強調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國家之生命”來開玩笑、來嚇人,這種作風,氣是滿壯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這樣亂變,“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夫子聖者欽?何其多‘變’也!”
但錢穆是愛進步的人,我們細讀他的書,自當以後出的著作爲憑,我們寧願相信他吿訴我們的傳統文化不存在並不會使我們國家民族不存在,這實在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當我們遇到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如何選擇了!
我們的難弟——“近東病夫”是個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歷史跟我們太像了。他們的祖宗也有過類似漢唐的雄風;他們簽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在量上雖不如我們,可是在質上卻更精採!但是凱未爾當政以後,他不惜抛棄“固有文化”來大力西化:固有的國敎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裝不要了、固有的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們太笨了,不會耍“‘土’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花槍來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創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進”。
他們只知道,以他們當時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學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實際的。他們何嘗願意一古腦兒抛棄固有文化?他們何嘗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許多“寶貝”?他們何嘗不願以“創造”代替“學習”?但是他們爲什么忍痛不彈這些空調?爲什么沒有耐心去硏究“穆罕默德與世界文化新生?”
話説破了,無非爲了“使土耳其現代化”一個大目標而已。在這唯一的大目標之下,他們不但知道愛國,並且知道“愛國必以其道”!他們知道要想使自己國家現代化,最快的辦法莫過于乾脆向那些現代化國家來學,直接的學、亦步亦趨的學、維妙維肖的學。他們不推諉什么“國情”不同,他們有勇氣,不同也要學同!他們沒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華,列強足夠他們學了,足可以使他們變成現代化而有餘了。他們沒有工夫去挑西方強國的眼,找這個強國身上的瘡疤和臭蟲。他們知道自己是個叫化了,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討飯吃。在討飯過程中,他們只是專心致志的找碗飯,並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將至”,也不因爲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蒼蠅就大叫:“飯酸了!飯臭了!西方文化沒落了!”當然啦,這些人是魯莽滅裂的、非聖無法的,他們竟用並州的快剪,一剪剪掉傳統的臍帶。但是,朋友們,這又算得什么呢?土耳其已經是現代化的進步國家。這個偉大的收穫,難道還不能彌補他們“感情”上的“損失”嗎?
--- 全文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