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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幕、“師爺”與文學——

讀《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硏究》

海龍 紐約商務雜誌
 

   文化人類學理論認爲,社會是一個由人和人之間互動的有機體構成;這個有機體是人類所從事之物質創造和精神創造的文明載體。而在這種文明框架下的人類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或官場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人類歷史嬗替和演變的舞臺和背景。
  中華文明之制度化演進以其高度的系統延續性和成熟性爲世界文化史硏究者所矚目;而其中特別是古代中國官員選擇和使用制度曾爲西方人盛贊,並成爲他們傳統政治學界所崇仰及借鑒的圭臬。在歐洲18世紀啓蒙主義時代,西方著名哲學家孟德斯鳩等在《論法的精神》里曾帶着歆羨的口吻讚美中國的科舉和選官制度;另一位百科全書派先驅伏爾泰對此也有很多讚美之詞。據史料所載,在美國立國之初,著名政治家、發明家富蘭克林曾經精硏中國社會組織和制度史、甚至打算派大員代表“年輕的美利堅合衆國”到中國去取經學習中國的制度史。
  而美國另一位著名政治家、《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遜對中國的熱愛竟更迷狂;除了讚美中國的文化制度,他甚至宣稱中國人的素養是“天生的貴族”云云。
  爲什么那時候的西方人那么神化中國呢?他們大約是對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和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人才選拔體制比較服膺。

  在古代西方,其政治操作及選官制度比較簡單霸道。它們的國家權力被敎權和皇權雙重操控。其官員遴選不取決于才能和知識而是由上述權力操弄。其用人標準多在門閥國戚貴族中輪轉,其範圍也基本出自世襲、封賜和委任貴族豪門、騎士親信、政治夥伴、同宗僧侶階層;其性質大多是利益分肥、強調個人忠誠而不看才能和知識。因此他們各級官員之録用皆出于政治委任和利益衡量,其陞遷罷免不靠才能知識或政績,而大多僅由當權者個人意志所決定。這種用人唯親的決策肯定有着很多的隨意性甚或論功行賞的性質。
  此種流風甚至在當代美國政治文化中仍然可以看到。比如説當選總統往往以奬賞性質委派曾幫助其競選出力者爲駐外大使、總統指派並使用其親信甚或家人承擔政府重要政務官、顧問等職,等等。
  顯而易見,西方這種舊的選官制堵塞了讀書人和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並走向國家領導體制的道路。在文藝復興以前,讀書人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去參與國家行政事務。門閥和出身堵塞賢路,直到啓蒙運動以後甚至工業革命以後西方纔開始有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的機制。
  而中國,早在古代就有了一系列選官和相應的迴避措施來對官、吏進行制度化的甄選並建立了嚴格的評價體系和陞遷制度;從而在行政層面上保證了這種系統化選官和用官制度的莊嚴性和有效性,建立了比較合理的國家機器運轉機制。這大約是文藝復興以後西方思想家讚美中華體制中官員選拔-陞遷及使用制度的一個依據。
  在西方甚至在中國,一般人皆往往以爲古代中國選官的主要形式是科舉,是依此“讀書做官”。這句話不錯,但它只説對了一半。
  其實,僅僅靠科舉取仕並不能支撑整個中國選官制度體系的大廈。它還有另一個更強有力的支撑點和後續補充系統即中國官僚的潜體系“幕府系統”(亦稱“游幕”“幕賓”“幕客”“幕友”“師爺”)取仕制度——這里大約因其最後一個通俗稱呼“師爺”最爲一般民衆和讀者所熟知。

  關於科舉制,我們已經有了汗牛充棟的著作,這是讀者大多都熟知的話題。本文重點討論文人游幕入仕的這一途徑。
  首先我們談談什么是“幕”或“幕府”以及它跟中國制度史的關係。幕,顧名思義是營帳幕具之類,它的主要功能是具可移動性特點。帳幕可以滿足基本生存的遮風擋雨、臨時辦公和處理緊急事務之需要。在中國古代將帥出征戎馬倥偬、治無常處,需要安營紮寨,則需幕人張幕設案,這類臨時、流動性的辦公處以幕爲府,故稱幕府。幕府除了主官以外還有佐治人員如參謀、文書等統稱幕僚。這幕也被稱爲“帷幄”,《史記》中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亦即指此。


  初始時因爲軍隊將領出征居無定所而用幕,但後來“幕”有了新的定義。它的內涵延伸了,成了一個語義符號並有了衍生物。譬如説,以後跟軍事無關的政務或行政機構也借用了“幕”這個術語來表示其附屬如管事、參謀、文職人員和其他職員。
  據考,衍生到後來,除了有眞正意義上的將帥幕府“總兵幕”以外,其他諸如“三司幕”“督撫幕”,甚至跟軍事沒有關係的地方性行政機構也沿用了這個機制和術語如“州(府)縣幕”,“大學士幕”“藩王幕”乃至爲宦官服務的“宦官幕”等。
  這些形形色色的“幕”的主要構成是讀書人,他們的基本職責是爲主人或主官做參謀、書記、文職或做某個方面的專家顧問之類來佐理公務。
  在上述各種幕之設置中,文人擔任的幕賓職務有長史,參軍,主簿,記室,參謀,顧問等名目。他們的職能多在參贊而非決策;這類人員大多任重耐煩,慮事周全,他們需具備政務或處理事務的常識,成爲通才或某方面的專才。
  考“幕”之原始名目之設應在軍事方面。是故被幕主人所聘之游幕文人亦被稱作“幕僚”,他們的職責多在軍事參謀部門。這種原始功能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説,日本軍人今天仍然沿用“幕僚”一詞的原始義。在日本自衛隊軍事用語中仍然使用“陸上幕僚監部”“海上幕僚監部”等。而美國白宮、國會官職或參謀顧問處仍然用“白宮幕僚長”“議員幕僚”“軍事幕僚”等詞作爲官方稱謂。
  游幕、幕僚、幕賓等作爲軍事或行政主官的附庸多爲政府認可,它曾經是一種傳統官制的補充形式。在古代,主官可以任命或聘請幕僚或幕賓成爲自己的副官和參謀、文職人員;可以經過報備成爲正式官吏,也可以以私人聘用的形式來充實自己的官吏和僚臣系統。這成了中國古代文人除了參加科舉考試外的另一個晉身展示才能的台階,同時也是他們建功立業實現抱負的另一條渠道。千百年來,這一傳統客觀上培養並造就了無數的優秀文人和知識分子。
  但是,歷史發展到了明代,這種制度有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變革。明太祖朱元璋宣佈徹底改革,他基本上阻斷了讀書人通過游幕晉身正式成爲國家公務員的道路,而將古已有之的游幕入仕的“官路”改成了“私路”由幕主人私人聘任。這種制度也改變了中國文人入仕之途的走向。朱元璋的改制規定,正常情况下,國家不再承認或委任幕府主官所聘任的游幕文人。他擴大了吏部的權限而將這些吏、僚的委派權收歸于中央政府。
  但吏部官派的這類官員大多是庸才或擺設無法履行職責,要想做好工作,幕府主官仍然需要自己另行募聘幕賓。因之在明代文人游幕制度出現了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只是影響了這種行政文化的執行,它甚至影響了此後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它牽涉到時勢、軍事、當時的行政文化和文、史、哲等多方面的互動和影響,似乎是一個難解之謎。所幸,最近筆者得讀呂靖波的專著《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硏究》一書,使我對長期思考猶疑的問題得以洞悉明察,大有豁然開朗之快。故思循其思路略加探討,跟讀者共享閲讀此著的體會和心得。



  中國統治者蓄幕之風可以説源遠流長。如果我們從源頭審視,大約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養士制度。這種流風後來發展成統治者籠絡或者競聘文人任其謀臣或技術官僚並塡充智囊、或爲之承辦日常公務。
  這種制度亦有着不同的異變形式且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比如説,在某種意義上,秦朝的李斯就可被看做是雛形期幕客的一種,有的論者甚至認爲他可被看做是文人游幕的祖師。而到後來,招羅文人入幕途路更廣,甚至大開招募隱士、名士入幕之風。在這種意義上,李白、杜甫和韓愈等也都應算曾有入幕經驗者。其後宋元時代,游幕之風日熾。物極必反,遂導致了明代的急剎車。
  其實,明代的改制並沒能眞正取消幕府制和文人游幕的風氣。只是迫于當時的時世,游幕轉而以另一種形式呈現——在眞實意義上看,明清時代雖然因吏制改革幕僚不再爲官方聘任或承認,但是它卻以不同的面目有了更加茁壯的發展。舉例而言,僅從數量上和質量上,它的入職者更衆;而從文化意義上,它則更是風起雲涌,直接催生了有清一代“師爺”制度。毋庸諱言,這一群體在最偉大的我國近現代文明變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
  舉其要者,我們在下面疏略的名單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文化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大多從事過游幕或做過幕賓:沈周、唐寅、徐渭、李贄、王稚登、袁中道、李漁、侯方域、王世禎、袁枚,趙翼、鄧石如、包世臣乃至清代名流林則徐、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和寫《浮生六記》的沈復等各色人等都曾有過游幕甚至終生在幕的經歷。
  這些人中囊括了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美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書法家畫家詩人和軍事家外交家改革家諸種人等,他們差不多是明清文化史中耀眼的翹楚。可以想見,如果沒有游幕和他們,近代中國文明史冊將失去多少奪目的光芒!
  我們前面説過,明朝對游幕的限制和制度化的阻斷在其前期對文人從幕是一個打擊,它逼使這種古已有之的制度必須在新形勢下轉型。是故,呂靖波書中認眞分析總結了這種背景並重新劃分了明代文人游幕的四個時期曁一. 洪武初至弘治末明朝初的低谷期、二. 其後至正德、嘉靖朝逐漸發展的復興期、三. 經歷過篳路藍縷復甦明末的發展期以及四. 出現于南明時期的高潮期。
  明代一改舊制將游幕的半官方性質改爲主官私聘制對游幕文人當然是個打擊;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它也給了游幕文人更多的自由。呂靖波指出,明代的這種制度卻促使了幕主和幕賓之間更加靈活和自主的身份關係。因爲幕賓純由主官私人禮聘,這里強化了其“友”或“客”的身份。而這種新型的幕府制度的特殊性決定了明人游幕與仕途之間並無直接關係。因此,明代游幕對幕賓階層及出身沒有嚴格要求,可以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比如武人、藝人、醫士、巫覡甚至謫戍者亦可入幕。
  此外,因爲游幕從半官方變成了私人禮聘性質,幕主跟所聘用文人關係亦更爲親近,對幕客的禮數也更爲周到。而游幕性質一改爲私聘制,文人和幕主的關係更加鬆散、互動更加親密,甚至大多情况下可以“來去自由”。這種寬鬆的關係更加利于刺激文人發揮所長或有更多自由來一展其才。
  當然,這種改變也有很多不利因素。比如説,此期游幕文人沒有官銜不在體制內,自然就減少了榮譽心和責任心。此外,游幕由過去的半入仕變成了私人顧問性質,除了一些胸懷志向的學人外,這種制度更增添了一層爲經濟謀利益性質和鼓勵文人“售其才”或“稻粱謀”的“搵食”性質,爲其後的游幕轉變爲職業性“師爺”開啓了先河。



  那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傳統中文人游幕的簡史和幕賓們的基本職責和功能,使一般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幕府和文人游幕制度是如何輔助中國科舉考官制度,並呼應前文回答它是如何幫助中國古代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完成其職責的。
  我們知道,在中國科舉制度建立以前,中國制度文化的選官形式尙未完形。那時候選官專注于門閥、貴族和偶然選才,有很大的隨意性。科舉制度建立,給制度化選官建立了模式。但僅有科舉仍然是不夠的。
  古代官府行政和統治並不僅僅靠官,而且靠吏。或者説要靠官僚系統。這些“吏”和“僚”不一定出自科舉,而是需要一些專才或者有執行力及富實踐經驗的干員來貫徹。這些執行公務的人員大多不是官,而是胥吏。他們大多是執行官令甚至代官立法之具體工作人員;也就是後來的官僚中的“僚”(古“僚”通“寮”,跟“幕”似有關聯)。僚是對古代官制的一種補充。
  唐代趙匡在《選舉議》中道及:士人讀經書,誦疏文,不習政務,“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因之牟顧相曰“唐宋以來,……吏胥日橫”。這里的胥吏就是“官”的附庸和補充,有點略似其後的幕僚曁游幕文人群體。
  其後,蘇東坡更加明確胥吏的職責在“行文書,治刑獄、錢谷”(元豐元年十月《上皇帝書》)。瞧!這里已經幾乎透露出了後來幕賓或師爺一職的基本工作範圍和影子來了。
  再其後的進程中,官和吏曁官和僚的職務更趨分工明確了。當時的選官往往通過科舉取仕,他們自視甚高,其志向在“替聖人立言”但卻往往志大才疏沒有實踐經驗。他們誦讀聖賢書卻不習法律事務,日常工作往往委託或仰賴胥吏和僚屬,而這些附從人員則大多取自游幕文人圈子作爲班底。
  因此,游幕入仕就成爲了科舉正途以外的一種有效的補充。這樣,它就漸漸成了對官制輔助之雙軌制形式;除了科舉一途以外,游幕文人成了後備幹部。他們大多具有一技之長:不死讀書,瞭解世情,處世和處理事務能力強、不迂腐,富有實踐性。
  但是由於他們往往出身不是科舉正途,所以因之也地位不高。做幕僚或幕客可以不必考科舉或有功名。他們是技術官僚,當然,其中也有生員舉人甚或進士乃至待選官員入幕或長期擔任幕僚的。而且,在游幕入仕者中也有其後在幕中待考或最後通過科舉一途陞官的。所以,游幕跟科舉並不矛盾,它們有時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在某些文人,科舉和游幕是雙軌制,它們互爲支撑、形成一張編織精緻的網,一個是經一個是緯,缺一不可。到了後來,甚至幕府制度成了對封建官制的一種重要補充,成了文人除科舉外的另一入仕的終南捷徑。以至於甚至有人將“詩必窮而後工”改成了“詩必游(幕)而後工”。
  前面説過,自明朝起游幕改制,幕府的僚屬多爲主官自闢,或有奏請,但主流爲私聘。其幕僚多無固定職掌,一般不入品秩、不見編制;與一般佐官屬吏有別。
  但是幕僚曁游幕者卻多爲幕主親信,他們是依附于幕主的一個地位特殊的階層。其地位高者可以出入豪門和主官之府邸,類似高參和賓朋;地位低者,則介乎于謀士和食客之間。但無論地位高低,他們跟幕主間的關係都是私聘關係。游幕者之構成亦多以科舉落第、待選官員、讀書士子、衙門書吏及其他有一技之長者組成。而其中更有一批入幕者則是因文學才華和聲望而入選,這些人在幕府中往往起到領袖人物的作用,比如前文提到的徐渭、李贄、王稚登、王世禎、李漁、袁枚等人。
  明代文人入幕,據呂靖波硏究分析其主要職責多爲一. 參預軍務。二. 佐理政務。三. 參與文學活動,等等。《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硏究》一書中用大量的篇幅和令人信服的資料論證了明朝文人入幕的歷史歷程。特別是在文人參與政治、軍事事務中的作用和功能方面闡論甚當,考據和辨析功力亦甚深。
  在其著作中,呂靖波論述了當時的游幕文人們充分利用自己的兵學和軍事才能協助幕主統帥軍隊、抗擊外族入侵、軍閥分裂勢力及驅逐倭寇的英勇事迹。並把有的游幕者從初以游幕謀生到其後自覺地施展自己的抱負、報國習兵、出生入死的內容進行了典型的分析。特別是在論述胡宗憲和戚繼光幕中一批優秀文人業績時闡論十分感人,其慷慨悲歌彪炳千秋,讀之使人神旺。
  除了襄助軍事,游幕文人主要職責還有協理參謀和處理公務、分理法律刑名事務方面;當然也包括管理錢谷、處理文牘諸事。幕賓雖然不是官,但他們往往佐官以治甚至代官出治。而主官也往往對他們十分依賴,甚至有時達到“吏強官弱,浸以成風”“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的局面。更有甚者,有的主官對幕賓的依賴程度竟達到了猶如“飢渴之于食飲,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離矣”的地步。
  由於中國古代科舉固有之局限性,官員大多僅通曉文學經學或典籍,卻不夠瞭解法律經濟及錯綜複雜的實際政治與庶務,更毋需言及兵法、農桑、算學、科技等科,所以地方官員的這些日常公務大多仰賴幕友和從幕文人輔佐襄理。清人紀曉嵐在論及幕賓亦即後來師爺地位時曾經嘅嘆道這些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可見幕賓中得勢者之炙手可熱程度。到了清朝晩期幕賓的功能更是強化,主官多對之十分依賴,竟至到了“官之考成依倚之,民之身家屬之”的地步。
  明代有的時期幕主招募幕賓衆多,其中人才雲集。除了政務,他們當然有餘暇時間從事社交和文學活動。由於幕賓在明代某些時期的勢力強大且受到幕主的優待,他們跟幕主和幕友互動融洽、互相激勵啓發,創作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
  我們知道,幕賓構成大多背景相似,文化水平和文學才華頗高。更有的文人不僅止于文學,而且在哲學、詩學、書法繪畫等方面都貢獻杰出。比如前面提及的沈周、唐寅、徐渭、李漁、袁枚、鄧石如等人不僅是著名文學家,而且在書法繪畫乃至於鑒賞、美學方面于中國藝術史上都是卓然大家。
  可以想見,這樣一批氣味相投的文人在一起切磋交流、唱和互動,會激勵出什么樣的藝術之花!僅據史載和呂靖波書中論及,我們就能夠看出當時這批杰出的文人在游幕文學上創造出了幾乎前無古人的輝煌成果。
  呂靖波在書中重點論述了有明一代的游幕文人在詩歌、文章(駢文、散文)方面的文學成就。而難得的是,在詩歌成就方面呂著除了闢出專門章節論述游幕文人邊塞詩承先啓後的成就外,還特地介紹了此期游幕詩人創造的“南疆海防詩”及抗倭詩歌的成就。同時,他也論述了游幕文人在“宴飲與唱和”“相逢與別離”詩歌方面的繼承發展和創新的成績。
  在明代文人游幕與駢文和散文創作方面,呂靖波闢有專章進行探討。此章包括游幕文人公文體的幕府代筆、爲幕主上書、刻畫幕主的傳記與哀祭文字、抒發個人性情和記録游踪的小品文以及在幕府助興的壽辭、賀序、別序文等等方面的創作。
  在文壇和政壇,應酬是一種生活常態,但是這種應酬文章卻不容易寫;因爲它們常常最易入窠臼。逢場作戲不容易討好,而這戴着鐐銬跳舞的營生更須技高一籌者方能出新。呂靖波爲此在海量明人典籍中爬梳篩選精讀各類尺牘舊文,甚至遍覽各種筆記雜籍、方志野史和名人文集並參徵互校;功夫不負有心人,這種非凡的努力終于綻放出了優異的成果。閲讀這一部分的論述除了足見作者的功力,也時常給我們一種史料和人物事件新發現的驚喜。
  除了大量的論述、考據和史料發掘,呂靖波《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硏究》另一重要貢獻還在于他悉心爲讀者準備了“附録:明代文人游幕表”這份十分重要的參考資料和工具指南。在這里他充分運用了基礎考據的功夫,沉浸經年如大海撈針,而最終卻無私地將其藝海拾貝的珍貴成果呈現出來;除了對自己的硏究進行階段性的總結,也爲對這一課題有興趣者鋪路,讓後來人能夠走捷徑、借鑒這些成果來對此課題進行縱深拓展。
  游幕到了明代風向陡轉,它旣扭轉了傳統,也使之絶處逢生轉向另外一途。這直接催生了古已有之的游幕傳統其後邁向技術官僚“師爺”轉型的趨勢。從幕友到師爺不只是名目有了改變,其職責也有了不同。清朝大盛的師爺制度幾乎嬗替成了另一個場閾。舉其要者,洵致更爲精細的分工諸如刑名、錢谷、書啓、徵比、賬房、閲卷、朱墨、挂號種種,不一而足。師爺的地位不一、功能多變,但是他們也延續了游幕的古老話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師爺對此後的政壇和文學的發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但這已經應是另一篇專門文章的話題,此不多贅。
  文人游幕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話題,我相信呂靖波的這項硏究並不是這個課題的結束,而是它的一個新起點。我期待他能夠在這個題目的基礎上對中國的制度文化和文人從政跟文學發展關係的母題有進一步的宏觀探討;也期待其他有志者共同加入對這個話題的縱深硏究,在這片沃土上培育出更豐美的成果。

主編:賀小娟
總編輯:李彤河
總監製:冰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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