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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關係急劇惡化的今天，在華人有可能再次成爲受到政府特別“關注”的社區，我們華人社區眞是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我們社區的眞正利益所在；什么才是我們大家應該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的；我們如何才能從一個中國人成爲一個美國華人；我們對這個國家，對祖籍國，對這個世界的職責是什么。這是一個困境，也是一個少有的機會。今天UCA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國家安全的講座就是在試圖回答這一系列的問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吧。”
－薛海培
在過去兩年里,伴隨中美關係緊張,已有多位華人被捲入經濟間諜案,周圍有不少華人開始爲自己在美國的生活和職業發展環境感到擔憂。在這種形勢下,如何清醒地認識社會環境的變化?如何瞭解並規避職場風險?如何有效地自我保護?
3月9日下午1點至6點,美國華人聯合會(UCA),Six Hues, UCA伊利諾伊州分會及主要協辦方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Civic Leadership USA (CLUSA)等亞裔社團組織,特別推出一場以“中美衝突時期美國華裔面臨的新環境”爲主題的論壇,吸引了上百名華人在芝加哥大學參會。伊州華裔議員馬靜儀(Theresa
Mah),國會參議員Tammy Duckworth的外聯主任Jessica Sewell,UCA會長薛海培,CLUSA執行董事Anthony
Ng出席論壇。
針對華人社區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論壇特邀資深民權律師、FBI探員、司法部聯邦助理檢察官、著名辯護律師等嘉賓,爲華人們分析支招。嘉賓們從不同視角,依據大量數據和事實,對當下的局勢做了詳盡、專業的分析。
針對當前令華人擔憂的間諜危機,專家們通過對現狀的全面分析指出,在當前的美中衝突加劇情勢下,美國華人首當其冲被重點關注。種族偏見、對保護商業秘密的法律不夠瞭解、以及缺乏跟執法機關打交道的經驗,都會導致嚴重問題。華人需要加強對這些情况的關注才能更加有效地維護自身的權利。
論壇特邀UCA伊州分會理事、民權律師、Shaw Legal Services創始人蕭愛玲(Anne
Shaw)女士(上圖左一)主持論壇,並向參會者介紹了出席論壇的七位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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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面臨的四大難題
社區活動家、Six Hues博主、前民權律師王愛玲(Aryani Ong)(上圖)首先發言。結合論壇主題,她把華人所面臨的問題做了全面總結,主要有四個方面:
1.政府部門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對可能受到影響的群體嚴重缺少溝通;
2.不同背景導致政府部門和華人社區在認知上産生巨大差距;
3.華人社區對於執法部門的畏懼和不信任心態由來已久;
4.華人社區對於社會環境的變化缺少心理準備。
王愛玲在發言中,梳理了美國歷史上所發生的針對少數族裔歧視和一些有爭議的行爲,包括:頒佈《排華法案》,拘禁二戰日本移民,以及最近川普政府簽署的主要針對穆斯林國家人群的旅行法令——尤其是第一版的“禁穆令”頒佈的過程,充滿混亂和爭議,包括有緑卡的穆斯林移民都被瞬間波及。
她指出,華裔是個非常背景多元的人群組成,美國對華態度一直存在多種不同聲音,而當下的鷹派佔主導地位。最近幾年政府部門對於間諜行爲的指控呈現特別聚焦在美華裔的勢頭,引發華人社區不可避免的焦慮。數據顯示,從2015年以來,就有5個大的間諜案件都涉及美國華裔科學家。最近出台的胡佛硏究所報吿里,更是不乏嚴厲措辭,針對華裔社區。通過數據和事實,她指出一個嚴峻現實:當下中美關係趨緊,美國華裔雖然並不是眞正的問題所在,但是已經明顯成爲被特別關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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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探員Robertz:
美國華人並不是經濟間諜問題的主要製造者
FBI駐芝加哥探員,Joel Robertz。Robertz先生(上圖)一開場就表示,美國華裔並不是經濟間諜問題的主要製造者。他強調,一切反間諜行動都是需要在美國憲法、法律的許可下操作。FBI的使命是維護憲法和保護美國人民,包括美國華人在內的所有人。
他同時指出,中國政府完全有權力制訂並實施自己的戰略目標,並且可以動用全部國家力量推進這些目標。也許其中的某些目標會與美國的目標産生衝突。如果在美國推行和實施的話,有些手段可能會違反美國法律。
比如“千人計劃”,是個專門爲中國政府挖掘人才的計劃。最近幾十年有很多中國的人才流向海外,政府當然希望他們回去爲祖國做貢獻。參與這個計劃本身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有些人會受到鼓勵,通過違法手段把美國的技術和科硏成果帶回中國。
“經濟間諜案發生頻率在增加。”Robertz認爲,FBI並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某些特定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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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聯邦助理檢察官Dollear:
竊取商業機密行爲觸犯法律
Steven Dollear(上圖右),是現任司法部聯邦助理檢察官,他專門分析了竊取商業機密的行爲——屬於觸犯聯邦法律的犯罪(聯邦法律第1831條和第1832條對於盜竊商業機密和經濟間諜有具體規定)。他介紹了商業機密和經濟間諜的相關定義和要素。通常竊密行爲容易發生在雇員離職的時候。有時,這種行爲簡單到花5分鐘到幾小時拷貝信息到一個U盤,就可以完成。這造成調查和反間諜操作的情况複雜和困難。每個案件情况都可以很獨特。
Dollear先生強調,每次調查都要遵循“不越線原則”,以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同時不傷及無辜。因此,檢查機關有責任在起訴的時候提供超越合理懷疑的證明,而且一般都是由利益受到損害的公司首先向政府機關報案。
他接着給大家介紹了FBI每次調查都需遵從的幾個核心原則,和鑒定商務貿易機密的三條標準。從專業反間諜調查的角度,讓大家更瞭解主要的業內守則。他還就哪些行爲屬於涉嫌犯罪,哪些屬於正常操作,做了討論。
他例舉了一個案件:嫌疑人訂了去中國的單程機票,因爲攜帶3萬美元現金而被檢查行李,又被發現夾帶大量蓋者“機密”印章的文件,最終在邊境被管控人員查獲。用這個例子,Dollear先生給大家講解了破獲經濟間諜案的困難。
孫自華律師:
透明、守法是華人最大的護身符
曾經爲“李文和案”辯護的著名律師孫自華(Brian
Sun)(上圖前一)也應邀前來。作爲多次主持複雜的商業訴訟、白領犯罪案件辯護的資深律師,他首先對針對族裔和特定人群的歧視做了討論,表達了當下華人因感覺被國家機器特定關注、害怕被不公平對待的擔心。
華人多來自“共産主義國家”,容易導致被不信任。他認爲,過于緊張的氣氛,影響了華人,對華人對國家的忠誠形象造成一定損害。在討論如何在高新技術領域,平衡美國安全顧慮和商業利益時,他回顧了“李文和案”,從華人的一些特定擔心和美國商業利益兩個方向做了分析。
孫律師指出,很多管控並非只是針對外國公司,美國公司這方面也並沒有任何特殊待遇。比如,三星手機公司曾經也像華爲一樣,在美國有過被調查的遭遇。還舉例了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幾個不同的國家、地區的公司的被管控經歷。
孫律師同時也尖鋭地指出政府部門曾經在多個案例中採取了過度行爲,從李文和,到禮來公司(Eli
Lilly)無辜的科學家,屢次蒙冤。李文和案的帕克法官曾經罕見地對於李文和在被拘押過程中遭受的不公對待而替行政部門向他道歉。所謂華人竊取禮來公司商業機密的案件,發生時曾轟動一時,新聞標題很驚悚,比如:“涉嫌盜竊價値5500萬美元的商業機密”。結果案件調查一年之後卻撤訴。
他明確指出,類似于“千人計劃”的人員,目前確實處在被高度關注的情勢之下。他強調説,華人專家學者在處理敏感信息時候,要遵守職業操守,不要做愚蠢的事情;另一方面,他認爲調查部門也不要過度敏感,儘量避免出錯。
孫律師最後強調,當前局勢下,透明、守法是華人最大的護身符。不留任何小辮子,能最大程度消除成爲錯誤調查的犧牲品的可能。
Andrew Kim律師:
特別注意遵守規則公開透明
在Greenberg Traurig律師事務所擔任商業訴訟律師的Andrew
Kim(上圖左二),專門代表客戶處理在商業交易、商業機密、建築、石油和天然氣等領域的法律糾紛。他的專長是對於相關案例進行數據分析,提供了客觀、獨到的視角,令人耳目一新。
他在爲百人會做了華裔社區被過度執法的調查中:經濟間諜嫌疑人中,華人的佔比從1996-2008年之間的17%,在2009-2015年之間急劇上昇到52%;在被定罪的被吿當中,如果你的姓氏是歐美裔,被假釋的概率爲48%,平均刑期爲11個月,而華人或者亞裔姓氏被假釋的概率僅爲22%和21%,平均刑期爲25和22個月。相比之下,亞裔明顯受到更嚴苛的待遇。在他的數據分析下,那些針對種族的隱形歧視昭然若揭。
他也同時指出一個現象,儘管大家都知道不要做蠢事,但是,還是有不少人確實做了錯事甚至違法的事情。他一再忠吿,不要做壞事!
Kim律師還給出了界定間諜犯罪的多個標準。他指出,華裔都是平等的美國人,希望服務國家。特別是那些做國家重要項目的學者,更要有嚴肅專業的態度;當從事中美跨國項目的時候,特別要注意遵守規則,做到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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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同律師:
華人需全面瞭解公司規章制度
吳大同(George Wu)律師(上圖右一),是一位精通于知識産權,特別是在生物醫藥領域的知名律師,McAndrews,Held &
Malloy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他從一個具體實例,解析在當下嚴苛的審查氛圍下,對一個中上産華人的具體影響。
在一家電信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被解雇了,原因是他到中國探親渡假期間,在中國通過VPN遠程工作。公司的資産保護部門取消了他的訪問權限,公司並因此解雇了他。
吳律師很同情他這個朋友的遭遇,並提到此人處于需要維權、但沒有足夠資源去與公司對抗的困境。這是一個在當前嚴抓華人間諜的大環境下,被波及傷害的活生生的例子。這位朋友的生活遭到了全面衝擊,需要重新找工作,甚至需要對抗生存危機。
“一方面,確實存在眞正的間諜;但另一方面,華人中則有被波及的無辜受害者。”他建議,華人需要全面瞭解公司的規章制度,小心注意,並就此給出了詳細的專業指導。他由衷建議華人:在職場中要做到——信息透明和全面合規。
黃正東律師:
善於使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黃正東律師(上圖右一),在公益服務方面,廣爲大芝加哥地區華人社區所熟悉。他依據數據分析,在當前緊張局勢下,實際上只有大概100個左右的華人,被以經濟間諜嫌疑起訴。雖然川普私下説大部分中國學生是間諜,但是他並沒有看到一個中國留學生被以間諜罪定罪。相對於幾百萬華人的總數,這個數目説明問題並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
黃律師也做移民案子,他認爲,目前的移民形勢並沒有對中國人形成額外明顯的區別對待。比如,90%的EB-5移民,還是來自中國。
黃律師提到,一些華人害怕,開始避免參加在中國的會議。“華人社區需要瞭解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社會給了被保護的自由,我們可以使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需要有常識性判斷,閲讀規則,不要違規下載文件。”
相對而言,黃律師的態度最爲樂觀:“我覺得法律還是在平等地保護包括華人在內的所有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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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方之一美國華人聯合會UCA一直致力于維護華人權益,以“服務、引領、激勵”爲理念推進華人社區的成長和發展。UCA會長薛海培先生(上圖右)專程從首都華盛頓趕來參加論壇,與論壇嘉賓和聽衆溝通交流。
論壇結束之際,他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引人深思:“在美中關係急劇惡化的今天,在華人有可能再次成爲受到政府特別’關注’,我們華人社區眞是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想想:什么才是我們社區的眞正利益所在?什么才是我們大家應該團結在一起共同努力的?我們如何才能從一個中國人成爲一個美國華人?我們對這個國家,對祖籍國,對這個世界的職責是什么?這是一個困境,也是一個少有的機會。今天UCA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國家安全的講座就是在試圖回答這一系列的問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吧。”
【現場提問】
在嘉賓發言之後,論壇進入自由提問環節,現場聽衆提了多個問題(以下摘選其中兩個):
問題一:來自醫學院的一位敎授,稱自己接受了NIH的經費,常回中國參加學術討論。如果在學術交流中提到NIH經費資助的項目,是否違規?
嘉賓回答:
Dollear先生提出了一個原則:不要損害提供經費方(即美國)的商業和硏究利益。理解項目的科學性、技術性,避免把敏感的部分泄露。最重要是在申請NIH的時候進行信息披露,報吿得到哪些外國政府的資助(比如參加“千人計劃”),不要隱瞞情况,尤其不要向雇主撒謊。
Robertz先生笑稱他是發言人中唯一的非律師,因此有更方便地給出建議的優勢。他提到,不限制國際交流,但是要説明硏究經費中哪些來自外國。每個學校(而不是個人)需要給出特定的規則。
孫律師再次強調:不要隱藏,不要隨便下載,不要做涉及灰色地帶的事。華人做任何與中國合作的項目,一定要全面透明,不要試圖與系統玩遊戲。
Kim律師補充説,加州伯克利、斯坦福最近發佈聲明,表明瞭正常的學術交流不應該被干預的原則。加州1979年就有立法,規定學校硏究都屬於可以公開交流的信息,不涉及國家機密。因此加州的學校,不應該對華人或者任何特定人群,隨便以間諜名義治罪。
他還説到,《反間諜法》在過去十多年被補充了很多立法,非常繁雜,弄得很多人容易被懷疑上。尤其對於給聯邦政府服務的雇員,增加了很多壓力。
問題二:在去年9月的美國華人大會上,FBI代表提到執法機關缺少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工作人員,現在情况是否有改變?
嘉賓回答:
Robertz先生説,FBI在辦案過程中,的確需要對於各個種族和文化背景的群體有足夠的瞭解和敏感度,但是現實中這往往是一種奢望。FBI在“9?11事件”之後重點增加了對於穆斯林社區的瞭解,已有改觀。目前FBI只有4%的人員是亞裔背景,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亞裔加入我們。雖然現狀仍然不太樂觀,我們辦案過程中還是要以事實爲基礎,避免種族偏見。
【論壇小貼士】
1.美國法律保護每個公民的權利,包括美國華人在內。
2.科學家申請NIH基金的時候,需要申明是否還得到外國資金。
3. 盜竊貿易秘密與經濟間諜活動(Theft of Trade Secret or Economic
Espionage)的主要標準是:未經允許拿走公司秘密;爲自己或者第三者(或者外國)牟利的動機等。
4. 只要不是公開發表的公司信息,不能私自獲得。
5.
FBI可能找你談話,至少希望有機會讓你知道爲什么找你。曾經有幾位自己認爲沒什么問題跟FBI直接談話,後果嚴重,包括李文和、陳霞芬,他們在與政府談話的時候,並沒有律師在場。遇到這種情况,你可以任何時候終止談話,要求有律師在場,用法律保護你的權利。
(本次論壇報道特別感謝撰寫編輯團隊:琥珀風箏,Sam Zhang,薛峰;感謝UCA伊州分會提供攝影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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