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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由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局主辦的2017“藝術文博走出去”品牌譯介與傳播高級硏修班在北京開班。本次硏修班緊扣藝術文博‘走出去’的難點、亮點、技巧,對相關政策法規和海外策展規則進行了一系列的闡釋和解讀。該班旨在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幫助中國藝術文博機構提高對外傳播能力,講好中國故事,實現中國藝術文博信息對外譯介傳播的規範化、專業化、國際化。
本期內容整理自《文物》雜誌官方英譯主編關學君老師的主題報吿,從中西方文化差異、學術翻譯的原則、性質、定位、話語權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藝術文博行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總結經驗並闡發了對譯介與傳播的思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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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衆爲目標
從《花木蘭》和《西遊記》説起
1998年,迪士尼動畫電影《花木蘭》在全球上映,雖然在國內存在一定爭議,但這部影片在美國大獲好評,俘獲觀衆無數,無論老幼。這部電影的光碟在影片結束後有一些花絮,介紹了《花木蘭》的拍攝過程,其中有一段提到,劇組爲了拍攝影片,專程去中國陝西實地考察了六個月,影片中展示出來的建築風景大多是實地採風得來,看似寥寥,實則非常有硏究功底。這部影片後來被翻譯成了六種語言,最令人驚訝的是,在結尾的《木蘭辭》也被完整翻譯了出來。可以説,在文化素材的採集方面,影片團隊的專業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最後呈現出的作品卻和國人熟知的木蘭故事更多了些不一樣的東西,這是爲什么呢?
同樣是中國古代傳説,《西遊記》的遭遇則相差很多。關學君曾在舊金山的書店買過一整套翻譯版的《西遊記》,整本書都秉承着嚴謹的硏究思維,更像是爲硏究中國古典文學學者而譯,普通人很難欣賞到其中的精彩,其傳播反響可想而知。
將這兩個例子進行比較,其實不難發現其中的區別。《花木蘭》之所以成功,其中最重要莫過于它適合現代觀衆的需求,而且跨越中文、韓文、阿拉伯文,跨越所有的文化界限,可以最大範圍的讓人們接受。從此,花木蘭的故事世上無人不知。翻譯要求原汁原味無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讓受衆能夠接受甚至感興趣,才會有更多的人投入其中,完成更大的事業。這是一件任重道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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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學術語言
翻譯標準的一致性與學術性
作爲中國考古界三大學術雜誌之一的《文物》雜誌,以往有很多學者對它進行過翻譯,其中不乏對中國硏究十分透徹之人。但是術業有專攻,考古也有不同的方向,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語彙系統,當同一個概念出現不同的語詞版本的時候,溝通困難的問題開始凸顯,不一致性已經成爲影響傳播的重大障礙。
翻譯最大的品質標準就是一致性,學術上更是如此。要使語詞統一,首先要樹立共享的意識。只有翻譯者首先在硏究中明確內涵,並在相互共享中整合語言、確定統一的詞語標準,才能做到系統嚴謹、儘量消除不同領域之間溝通的阻礙,搭建多領域學術交流的平台。
一個語言的詞彙最成功的宣傳和傳播是變成另外一個語言的一個固定詞語。比如很多中國古典文化的詞都是以日語的形式記入英文了,這就涉及到語言的擁有權的問題。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有其客觀規律,想在中英翻譯中對此類已經定型的用法“矯枉過正”難免會顯得多餘且無力,更重要的工作應當是明確定義目前尙未被録入通用語彙的專業詞語,通過翻譯解釋將它推廣傳播、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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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客觀規律
融合社會文化因素的考量
在翻譯工作開始之前,必須明確自身定位:爲什么翻譯?爲誰翻譯?當原文和受衆群體的文化出現差異時,如何選擇?這其中就涉及到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同樣,在對外傳播時,也應該考慮到受衆的文化背景,這決定了翻譯的態度,甚至影響到傳播的成功與否。
在談到文化開放和“走出去”時,首先需要放開“本位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固有觀念,以更溫和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以減少不必要的阻力。這就要求在翻譯工作中尊重語言和文化的客觀規律,不能以意念強加於人。對於有爭議的翻譯原則,應當儘量遵循已經成爲慣例的翻譯方式,並且根據受衆的實際情况進行適應性調整,即“入鄉隨俗”。
充分考慮受衆的文化背景還體現在翻譯的理念上。以“音譯”爲例,很多詞語在傳播的過程中發音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味強調以發音爲標準可能會出現難以理解等一系列問題,更遑論廣泛傳播。因此,在翻譯中也應當尊重這樣的客觀現象,通過翻譯對讀者進行引導,而不是強求“原汁原味”。
在涉及一些模糊概念甚至敏感話題時,要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如何使得翻譯成果能夠成功流通,是翻譯者必須考慮的問題。有效整合海外華人力量成爲翻譯工作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充分瞭解翻譯的主體和受衆之間文化差異的人才能夠更好地利用“不對稱翻譯”達到想要的翻譯和傳播效果。
此外,在對文化經典中非漢語詞源的內容,例如翻譯漢語版的少數民族語言作品或佛經等時,應當儘量採用詞源翻譯,而不是對漢語版的作品進行二次翻譯。當在涉及多國團隊合作的科硏項目時,應當儘量貼近項目主導方的文化習慣和官方語言進行翻譯,且最多翻譯兩種語言,以保證科硏成果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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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的翻譯
靈活翻譯弱化文化差異障礙
中文和英文經常有完全不對等的表達,特別是一詞多譯的時候,中文和英文都有一詞多譯,而這些有的時候又不能完全的對等接上。道可道,非常道,如何翻譯、如何理解翻譯、選用哪個解釋,其中的含義和意義千差萬別。
就中國考古學內容的翻譯而言,時常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甚至在不同時代的古書中對同一個名詞的定義也不同。例如“揚子江”在不同時代所代表的水域不完全一致、不同人的“陵”規格等級不同翻譯也不同,“三順一丁”在考古學家和建築工人來看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含義,甚至有些以往慣用的概念其實是不對的。這些在翻譯中體現出的問題,一定要經過硏究確定後糾正並確立統一的翻譯標準,準確、具體。
此外,還有中英文使用中體現出的文化習慣差異,如南北、前後、左右等文化習慣的邏輯不同,也會對翻譯工作産生影響。在使用漢語進行描述時,語言邏輯往往會受到漢語文化的影響,此時,需要有不同文化邏輯中的人進行理解和指正,從不同語言理解的角度對翻譯的內容進行完善,更符合受衆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堅持中文邏輯進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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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決定態度
用開放的心態走向世界
是“文化出口”還是分享交流?這二者是完全不一樣的。無論是選擇性翻譯、不對稱翻譯還是基于受衆的考慮對語詞進行選擇,都不僅僅是翻譯的問題,更是文化“走出去”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以往,在強烈的民族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我們很難以開放的心態看待外來文化的傳入與本國文化因素的輸出,導致我們在進行文化傳播的時候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與障礙。
當我們的文化“走出去”時,應當以更開放的姿態走向多樣性的世界文化大環境中,更多的考慮到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習慣與邏輯差異,在深入理解我們自身文化內涵的基礎上,融合受衆的特徵進行靈活調整,使之能夠更容易被理解和廣泛傳播,眞正實現文化的共享、交流與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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