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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的外交經常被批“太軟”。在部分民族主義者眼中,當前的中國外交,縱向比遠不如毛澤東時代強硬,橫向不要説和美俄相比,甚至還不如周邊的某些小國和弱國,簡直就是“缺鈣”。
而中國外交部門似乎也接受這一評判。有消息稱,最近外交部的領導到中央黨校講課時説,近年來,我國外交上,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在釣魚島十二海里正常巡航,在南海問題上有理有節的進行鬥爭,給外交部寄鈣片的人越來越少了。
其含義似乎是:以前的確偏軟,近年逐漸硬了起來,這是工作改進提高的一個成績。
不太瞭解這段談話的上下文,但願不被誤解,因爲從外交鬥爭的角度看,這幾乎是亮了自己的底牌。
強者是分等級的。實力強並處處示強,不是眞的強;實力強而不急于示強、實力強甚至懂得示弱,將示弱作爲一種有用的手段,爲達目的,軟硬兼施,弱強兼示,才是一等的強者。
中國古訓“上兵伐謀”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當外交作爲國家總體戰略的一個手段時,必須具有示強和示弱的各種靈活組合,以成爲謀略的一部分,只會示強或只會示弱都是蠢笨,無法配合國家總體戰略。
聯繫到近年來關於還要不要繼續堅持“韜光養晦”方針這個似是而非的爭論,覺得很有必要針對中國外交的軟硬標準做一個較深入討論。
大國外交都是隨機應變的
回顧歷史,近代的主權國家外交,起源于黎塞留時期的“三十年戰爭”,定型于拿破侖戰爭的戰後時期。1815年維也納會議正式通過《關於外交人員等級的章程》,確立了通行至今的大使、公使、代辦三級外交代表制度。
但是,確立下來的只是外交形式,而外交事務的本質,卻從來不是一個確定的東西,從未有人規定過一國的外交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從歷史上看,各大國的外交,無不極具各自的特色,靈活配合着國家的戰略。
首先要説黎塞留時期的法國,典型的“大國外交”,正是從那時開始的。其時的法國,處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之中,身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斐迪南二世志在恢復羅馬敎會大一統、擯除新敎、獨霸歐洲,法國面臨淪爲附庸的命運。但“三十年戰爭”結束時,神聖羅馬帝國分崩離析,成了300多個小公國,德國的統一延後了兩個世紀,西班牙積弱不振,而法國則成爲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在此後兩百年里稱雄世界。
這個形勢大逆轉,正是黎塞留“國家至上”、“利益至上”總體戰略原則的結果。據此原則,信奉天主敎的法國不惜與新敎國家瑞典結盟,甚至與伊斯蘭敎的奧斯曼帝國聯盟,以打擊神聖羅馬帝國。爲消耗交戰國的實力,法國故意拖延戰爭,不惜援助敵人的敵人,並起用賄賂、煽動叛亂等各種不道德的手段。
那時的法國外交,正是日後世界舞臺大國外交好戲的精彩序曲。各項外交事務,均圍繞增強法國的霸權、擴大國家利益這一目標展開。外交作爲工具,體現的就是“權力增強器”和“權利計算器”的功能。
再看英國。英國外交的特色,是由英國的地緣政治現實所決定的。一個版圖不大、資源有限的島國,能夠稱霸世界,靠得就是兩條:一是盡力防止歐洲大陸出現大的強權,二是藉助結盟關係補充自身的資源不足。近代歐洲史上第一次大同盟,就是英國爲了對抗路易十四的法國強權而組建的。從那時起,“均勢政治”就成爲英國最爲持久的外交原則。
正如爲了利益不顧道義,英國也爲了均勢不顧道義。當年威廉一世組織反法大同盟,但私下里承認,如果他生在16世紀50年代,也會支持法國反奧,正如現在支持西班牙反法一樣。兩百多年後,丘吉爾回應對他反德立場的指責時説了幾乎同樣的話:“如果情况相反,我們一樣可能親德而反法。”
英國外交作爲工具,體現的就是“均勢平衡器”或“資源配平器”的功能。
美國的情况又有不同。美國曾長期奉行“門羅主義”,滿足于西半球的偏安,相對於英國積極活躍的“均勢外交”,美國幾乎沒什么外交。在崛起成爲世界第一強國之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又充滿了威爾遜理想主義色彩,批判老歐洲的價値觀,旣不講利益至上,也不搞均勢平衡,卻津津于在全世界推行由美國領導的新秩序。
“今後將不再需要勢力範圍、結盟、權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過去不幸的歲月里,各國通過這些安排保其安全或促進其利益,今後統統不要了。”這是1943年美國國務卿赫爾的一段話。其時二戰尙未結束,美國就把英法從“戰後國際秩序設計小組”里踢了出去。
直到越南戰爭之前,美國都沒有認眞對待過外交事務。短短兩百多年歷史中,最爲成熟的經驗來自于戰爭,美國自認爲是戰無不勝,無論國內的戰爭還是世界大戰,美國都是全勝,所以美國人崇尙軍事力量遠遠超過相信外交技巧。在他們的理想世界里,外交只是裝飾,外交互動剛剛開始,軍隊已經完成任務了。直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才接受了遲來的敎訓。
可以説,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美中蘇大三角形成,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實質性的外交實踐。美國人終于明白,均勢是現實世界的必需,不是來自歐洲的怪胎。此後的美國,又都逐一擁抱了當年被它否定的“勢力範圍、結盟、權力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安排”。
歸納起來説,美國的外交,前期是一種“軍事緩衝器”,後期也變成了“均勢平衡器”。隨着美國國力持續衰落,進入21世紀的美國外交也越來越像“資源配平器”了。
作爲國家戰略工具的中國外交
通過上述歷史梳理可以看出:現代外交的本質就是工具,推進國家戰略的一種手段。作爲工具本身並無軟硬標準,從極軟到極硬都需要,只要很好地服務了國家總體戰略,就是好的外交。
中國的情况也是一樣。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相當長時間里,中國的外交服務于“獨立自主”、“反霸”和在第三世界“廣交朋友”這幾個總體戰略。前兩大目標都需要強硬,而廣交朋友則需要謙讓和靈活,所以中國外交在改革開放以前,軟硬兩方面都有。硬的時候不惜捲入戰爭,無論是美軍或聯合國軍,還是蘇軍、印軍和越軍,説打就打。而軟的時候,自己勒緊褲帶無償援助友好國家。
到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獨立自主問題基本解決了,反霸目標暫時放棄了,廣交朋友擴大到了全世界所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國家,同時,國家總體戰略轉爲充分利用難得戰略機遇期集中精力發展經濟。1989年,“韜光養晦”、“有所作爲”、“決不當頭”等方針出台,成了外交事務總的指導原則。
中國外交被指責“太軟”,主要是在轉入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之後,又面臨與周邊國家的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新形勢這段時期。但這並不是外交部門自身的問題。由於沒有了反霸這個政治鬥爭,中國整體上改變了以往橫眉冷對的戰士姿態,轉爲和顔悅色的生意人形象。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外交事務也必須整體上從硬到軟。但硬是服務,軟也是服務,硬是配合當時,軟是爲了配合現在,在這一點上外交部門並沒有做錯什么。
過去整體姿態就是強硬,能對美蘇強硬,對任何國家也都能強硬。要求外交官員凡事無論大小一律鬥爭,絶不妥協,從具體的外交實踐上,反倒容易,不存在做不到的問題。
但現在不同了,整體姿態是和氣,尤其是和周邊鄰居們的關係,加強人員和貿易往來,開展互聯互通是大局,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再重要,也不是第一位的。在這種旣要確保大局穩定、又要維護核心利益的複雜形勢下,何時硬、何時軟、硬到什么程度、軟到哪個地步,外交事務也隨之複雜了很多。
但無論怎樣,外交還是工具,而不是國家戰略本身。以近期的對日關係爲例,當對日政治鬥爭突出成爲國家戰略之後,外交上的強硬也就自然而然跟上了。劃定東海空識區、釣魚島12海里常態化巡航,作爲配合性的舉措,爲國家戰略提供了服務。
擴大來看,南海要不要劃定空識區?新世紀絲綢之路如何打通?乃至“韜光養晦”方針要不要放棄?其實都不是外交部門自身的問題,更不能以軟硬標準來衡量,都要從國家戰略的需要上反推回來。
一味用軟硬來評判外交事務,太過初級,甚至有失民粹。只有走出這個誤區,中國外交才能日漸成熟。
文 揚2014年12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