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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借G20峰會之機,習近平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國和平發展的意願和決心。
他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演講時説,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大國,是“人群中的大塊頭”,其他國家“肯定要看看大塊頭要怎么走、怎么動,會不會撞到自己,會不會堵了自己的路,會不會佔了自己的地盤”。
然而他再次強調,“中國雖然是個大塊頭,但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先人就認識到‘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
這是習近平在一年之內再次發表“大塊頭”論和“好戰必亡”論。今年春天他出訪歐洲,在3月28日于德國柏林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中他曾説:“有着5000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始終崇尙和平,和平、和睦、和諧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中國自古就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以和爲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爲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傳。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沒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國的記録。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對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習近平反復強調當今中國的和平發展與中華文明5000年和平理念之間的繼承關係,這其中的深層含義,恐怕並不容易爲西方領袖們所理解。
身處21世紀的世界戰略格局當中,西方關於國際和平的認識和理解,脫不開近代世界歷史的框架。近者,有二戰後“泛美利堅和平”、冷戰時期“核平衡”、“核恐怖”下的和平;遠者,有一戰戰後“集體安全”下的和平、維多利亞時期“泛不列顛和平”、拿破侖戰爭後“歐洲協調”下的和平;最遠,就是17世紀20-40年代黎塞留時期“均勢體系”下的和平。
回顧歷史,正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樞機主敎黎塞留開創了近現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因爲他所推行的“國家至上”和“權力均衡”原則,在當時是作爲反正統,也就是替代神聖羅馬帝國大一統思想的新型理論而提出來的,正是在民族主義浪潮衝擊之下分崩離析的歐洲的産物。此後的三個多世紀直到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世界仍是黎塞留的世界,猶如是17世紀歐洲的擴大。美國就是擴大的英國,前蘇聯就是擴大的俄國,歐盟就是擴大的法國和德國…,變化的是版圖和權力的轉移,不變的是主權國家體系和大國的均勢平衡。
主權國家體系和大國的均勢平衡,相對於西方文明歷史,的確是“現代的”,是與中世紀的決裂,其理論基礎與一整套西方現代主義哲學一脈相承。其中,列強間的“共同安全”理念,明顯是亞當·斯密關於個體自私的利益追求會自動促進公共利益之增長這一思想的産物。
然而,歷史見證,“現代的”並不必然意味着是“進步的”,線性歷史觀終久是個幻覺,正是空前黑暗野蠻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引起了對於西方現代主義宏大叙事根本上的質疑和反思。如果“後神聖羅馬帝國”時代並不意味着進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大退步;如果近代以來歐洲的大分裂、戰亂頻仍和文明毀滅無非是西方版的“禮崩樂壞”和“戰國時代”,是羅馬大一統解體之後的一次衰敗周期;那么,所有近代以來的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戰爭與和平理論、大戰略和大外交理論,到底還有多少恆久價値和指導意義呢?
若將這一西方版300餘年“戰國時代”與中華5000年歷史的和平傳統、仁義傳統相對比,問題就更加突出。可以説,對於這一早熟的、包含了多個戰國時代和大一統時代交替周期、多次克服了分裂戰亂走向和合共生的偉大傳統,當代西方很難把握,因爲大大超出了經驗範圍。在西方人將有限的歐洲經驗套用到整個世界的嘗試和努力中,中國始終都是一個巨大的難題,300多年的歷史無法覆蓋5000年的歷史,西方中心的世界無法包括中國這個曾經的東方中心。
所以,當習近平一再強調中國有着幾千年和平主義傳統時,西方不應該再誤解。他並不是僅僅在將中國和近代以來的德國和日本區別開來,和前蘇聯區別開來,以説明中國不會走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路;實際上,他是在將整個中國歷史作爲一個新的坐標,新的參照,與近代西方世界形成一個重新對比。其中不言自明的含義是:西方近三百多年的歷史,更應當被視爲一個特殊時期,是歐洲大一統體系瓦解之後的一個“戰國時代”,並不具有恆久的意義;在這個歷史時期中生成出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更非普世眞理。中國人兩千多年前就從自己此前兩千多年的動蕩歷史中總結出了“國雖大,好戰必亡”的歷史經驗,産生了“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信念,豈不更値得當作今日世界之借鑒?
如是觀之,中國關於和平發展的承諾,歸根結底是一種超脫出近現代西方“永久和平”觀念體系的“中華版和平承諾”,聯接着極爲悠久的傳統,包含着極爲豐富的內容。
“國雖大,好戰必亡”典出《司馬法》,該文開篇即説:“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説,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對於戰爭與和平的這一“仁義觀”之下的理解,大大超越了當今時代。縱觀近現代以來西方發動的歷次戰爭,歸根結底都是利益之戰,基本上可用“春秋無義戰”一言以蔽之,距離眞正的仁義標準,相差甚遠。
這就是習近平“中華版和平承諾”的現實意義。將歷史坐標從近現代幾百年的小參照系重新拉回到上下數千年的大參照系當中,會形成更宏大、更恆久的和平觀。如果這一深植于中華仁義傳統的和平觀得以推行,並影響了世界,也算是中國爲世界做出的一大貢獻。
文 揚 201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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