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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是鄧小平110周年誕辰,中國各地都在舉行活動隆重紀念。
紀念鄧小平,雖是官方意圖,卻也合乎民心,畢竟,他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惠及了無數人,他所開啓的“鄧小平道路”今天的中國還在走。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以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推動改革並開啓新的道路,毫無疑問是有着重大歷史意義的。無論是從結束文革、解放思想、改變黨的路線這些基本的方面講,還是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外開放這些重大領域來看,的確値得大書特書,因爲都屬於根本性的轉變和重建,都帶有挽狂瀾于旣倒扶大廈于將傾的性質。
當時的政治詞彙叫做“撥亂反正”、“百廢待興”,以鄧小平爲領袖,全中國從上到下有着空前一致的共識:中國之亂不能再繼續,必須走上正途;中國之廢不能再繼續,必須全面振興。
而國家之所以亂,之所以廢,在當時那個歷史時期,就是因爲文革。所以,歸根結底,鄧小平的所作所爲,就是將國家從文革這一團毀滅性的烈火中拯救了出來,讓中國重新成爲了眞正的國家。
中國是個國家,今日中國是個現代國家,對於這一點,今天的中國人恐怕有些太過于想當然了。的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即使多次被異族征服,但仍能經由文化的同化,重新成爲一個統一國家。近代以來,外患加內亂,幾乎“國將不國”,淪爲了“所有國家的殖民地”(孫中山語),但最終還是通過衛國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重建了國家。
國家一貫的強大、悠久的歷史且“其命維新”,讓中國人的集體意識當中有個誤區,一個根深蒂固的想當然,從不會想到國家有可能會被其他非國家的力量所摧毀、所壓垮。連兇猛的外族入侵都不能得逞,內部還會有什么力量能與國家一爭高下?
然而,若更深入地瞭解歷史,就會發現國家從來不是個天然的存在。即使在中國歷史上,中央國家得以建立並維持統一疆域的時間,也不足全部歷史長度的一半。而在整個世界範圍內考察,國家取得主導地位的時期就更加少得可憐,即使在現代,在那些名義上的主權國家內,社會高於國家、私權大於公權的情况仍處處可見。
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説:“中央國家的力量,正好與家族團體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現代國家獲得建立之後,各種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預設的政治組織。”
家族團體,或稱氏族、宗室,作爲一種政治組織,就是國家的對立面。“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爲兩種基本方式……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係爲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爲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後,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産爲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爲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範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産,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産生…希臘人和羅馬人在進入文明以後,竭心盡智才創建了鄉和市區;由此而創立了第二個偉大的政治方式,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摩爾根在其名著《古代社會》中如是説。
在世界歷史上,包括早在秦朝就已開創出“第二個偉大的政治方式”的中國,氏族與國家之間的龍爭虎斗,始終未有窮期,時而國家戰勝了氏族,時而氏族戰勝了國家。
由於並不存在第三種政治方式,所以,就像是陰與陽的相生相對,替代國家者,無論名義上是什么,本質上就是氏族政治方式。
如此看來,究其本質,文革也就是氏族再次戰勝了國家,而且不是以分裂和割據的形式,卻是以最具毀滅性的全面凌駕的形式,壓倒了國家。
至於毛澤東爲什么要親手摧毀自己親手打造的國家機器,在中國重新實行氏族化的“部落制”統治形式?此問需要另文討論。僅就鄧小平的功績而言,可以説,他始終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在毛澤東領導共産黨創建和建設國家時,他是其戰友和助手,而當毛澤東發動文革摧毀國家機器、轉而實踐氏族政治方式時,他就成了被打倒的對立面。
最後,當他終于有了主政的機會,就毫不猶豫地開始“撥亂反正”,重新啓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國家主義者”同黨,在“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地上重建國家。
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之處。如果他不是以巨人之力讓中國重回國家的軌道,如果他直接繼承毛澤東的政治遺産,在掌權之後將中國又變成“鄧氏部落”,今日中國將是什么狀况、何種面貌?難以設想。
客觀而言,若在整個世界文明史上考察,氏族與國家兩種政治方式孰優孰劣,尙無定論。基督敎和伊斯蘭敎的敎權,不過就是神化的氏族政治,而西方社會那些巨大的私人資本權力,也可以視爲金融化的氏族政治;這些宗敎氏族或金融氏族都可以與國家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但同時也可以凌駕於國家之上,將國家當作工具。
但中國完全不同。中國最早建立起了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悠久的強大國家傳統,除了分裂割據時期,國家始終是主體,氏族從未眞正超越過國家。所以,國家歸來,從傾覆的危險中歸來,每每都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奏。
越是看到國家傾覆之危險,明白國家歸來之意義,越能理解鄧小平之功績。
謹以此文紀念鄧小平110周年誕辰。
文 揚 201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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