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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從今年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再次傳出陣陣“炮聲”,而且聽起來更加響亮了。
“炮聲”的方向,不在經營之道、行業分析、觀念創新這方面,代表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亞布力人”,目前還極少有人眞能在世界經濟舞臺上一語驚天下,一言改江山。正如人們看到的,中國式“亞布力大炮”的目標所向,一如旣往,主要還是在本國政府行爲和社會制度這方面,這是他們最爲熱衷,樂此不疲的。
所謂“企業家談政治”,此議的確不是小事。改開35年後的中國企業家群體,規模已經相當龐大,登上全球福布斯排行榜單者也已不少,合計財富夠買下幾個中等國家了。平心而論,這樣一個坐擁巨大財富和聲望的精英群體,的確不可能長期保持低姿態低調門,不可能長時期不過問政治。假設這個群體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某個非洲國家或拉美國家,其他不説,就憑着比國家財政收入還高出幾倍的私人財富,還有談不談政治的問題嗎?這些人本身就是政治了!更換政府、挑選總理、修改法律,在自己的亞布力論壇上就定了。
看得出來,一部分“亞布力人”就很急于進入這個境界,一種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境界。歸納一下,就是“四個高於”,即:資本高於權力、經濟高於政治、社會高於國家、私權高於公權。
説到底,他們難以遏制的談政治心結、駡政府冲動,無不是受這“四個高於”的誘惑:當了資本家卻仍被權力壓着,經濟上成功了卻沒有政治地位,成了社會精英卻必須臣服於國家,坐擁巨大的私權力卻不敢挑戰公權力…很窩囊,很憋屈!只要一天不實現這“四個高於”,他們就一天不舒坦、不解放,就總有個尙未成功的革命事業在前方召喚。
在今年的年會上,那位著名的“大炮”忍無可忍,幾乎就要脫口而出了,“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政府説了不做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因爲我們對政府沒有任何約束,…如果我們有辦法能把權力關到籠子里,三中全會所有文件才有可能被落實,或實現我們中國的進一步改革。”他説。
很明顯,這里的“我們”,已經在意念上完成了超越,已經開始代表他們心目中高於權力的資本、高於政治的經濟、高於國家的社會和高於公權的私權,幾位先鋒人物現在急于將意念化爲行動,急于由我們“亞布力人”(自由派經濟學家-企業家集團?)出面約束政府,把權力關到籠子里,然後自己來主導一切,安排一切。
他們的願望能夠實現嗎?
“四個高於”在中國決無可能
歷史見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新一代企業家群體應運而生。這里的基本事實是:無論這個群體現在長成了什么樣子,即使已成人猿泰山緑巨人,從歷史演變上看,也不是自身前世今生的再延續,而是中國國家政策的新産物,其誕生的起點,甚至可以精確地追溯到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一句話。
不是嗎?今天的“亞布力人”,沒有一個能把自己的發家史追溯到鄧公這句話之前。
這就是中國企業家與生俱來的一個身份困境。在這個新群體誕生之前,作爲現代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三十歲了,新生企業家群體並沒有參與國家的創造,恰恰相反,是國家通過政策創造了新生企業家群體。兩者的關係,就像父子關係一樣,新生企業家群體永遠是兒子,國家永遠是父親,無法改變。
橫向比較地看,這個關係的確有些特殊。在西方國家,由於企業家的歷史遠比現代國家要長,而且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從封建社會漸變轉型而來,在轉型過程中,資本權力和其他形式的私權力都得以相對完整地保持,沒有中斷,所以,企業家群體全過程參與了現代國家的創造,私權力全過程參與了公權力的創造。就這樣造就了一個與中國正好相反的情况:企業家精英是國家之父,國家是企業家群體之子。讀一下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近現代史,莫不如此,沒有例外。
俄羅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前蘇聯時代,國家公權力一統天下,舊時代企業家集體消亡,私權力歷史中斷,直到蘇聯解體後的葉利欽時代,新一代企業家又重新誕生。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企業家群體不是在國家政策的調整實施中有計劃地養育出來,而是在國家解體後的廢墟上野蠻地生長出來,新一代企業家群體與國家之間,並沒有父子關係,誰也沒有創造誰。到了普京時代,國家權力重新恢復加強,國家與企業家群體之間更像是同胞兄弟,時而相互提攜,時而衝突對抗。
如此看來,從國家與企業家之間的關係上分,無非三類:西方是第一類,前者是後者之子;中國是第二類,後者是前者之子;俄羅斯是第三類,兩者是兄弟;其他國家或接近西方,或接近中國,或接近俄羅斯,也都不出這三類。
在企業家是老大的第一類國家里,上述的“四個高於”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事,毫不稀奇。但在國家是老大的第二類國家里,因爲權力不會讓位于資本,政治不會讓位于經濟,國家始終高高在上,公權也始終高高在上,所以,可以有金融街但不能有華爾街,可以有亞布力但不能有共濟會,可以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國家仍然統領一切,可以讓企業家談政治,但政治仍然自行其是,獨斷乾綱。
這樣的國家體制當然不是沒有問題,更不是不容變革,但變革的方式一定不是西方式或俄羅斯式的,也不是“亞布力人”可以主導的。國家至上、政治至上的中華傳統,從兩千年前的秦漢帝國一直貫穿到今天,早已內在于文明本身。任何一個社會集團,都必須正視並敬重這個傳統,尤其要認識到它的獨特性以及對於整個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性,所有出于個人私利或小集團利益而發起的挑戰,都是妄自菲薄。
先富者的不滿就是矯情
“先富”政策三十年,新一代中國企業家呼嘯而起,以歷史上空前的速度積聚起了巨大的財富,成爲新貴族。“亞布力人”這個名稱的涵義無論有多少,首先一條,也是最擺脫不掉的一條,就是“中國先富政策最大受益人”或“中國改開政策最大得利者”。
近年來,很多人已成爲可以和世界級財富家族平起平坐的超級富豪,但一個突出的事實是:在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上,來自中國的富豪無一例外都在“白手起家”之列。全世界人都明白,這並不説明中國企業家的特殊性,並不意味着他們個個都是白手起家的高手、平地起樓的奇才,意味着把他們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里他們也都能有同樣的壯舉。這一特殊現象,其實正是這一代中國企業家所在國家和所處歷史階段特殊性的反映。
但他們當中很多人並不這樣想,甚至越來越不這么想,所以每年都炮聲隆隆,越來越隆隆。聽口氣,似乎他們在中國生於斯長于斯的歷史身份和血脈聯繫反倒成了束縛他們的桎梏;似乎他們不是最大受益人和最大得利者,反倒是最受壓抑、最不得志的一群;似乎中國本來是他們的,財富本來也是他們的,反倒是國家反客爲主、後來先得了。
亞布力論壇十四年,從來沒見到有人劃出這條底線:旣然沒有參與國家的創造,也就無權決定國家的性質,旣然身爲國家政策的産物,也就必須尊重國家的威權。
如果不能守住這一條線,一心想要傚仿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的同行,掙脫國家約束,甚至反客爲主,迫使國家就範,那就是犯了不明事理、忘了自己是誰的錯誤,就成了唧唧歪歪的矯情孩子。
“亞布力人”的出路不是沒有,但肯定不在短時期內。只有中國企業家群體眞正成熟了,英雄輩出了,對國家對民族有所擔當了,在世界舞臺上也一言九鼎舉足輕重了,那時候再重新調整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重新爭取私權力的地位,才有希望。
參照西方歷史,這個成長期至少在百年以上。寄望于中國“亞布力人”有此心胸和眼光,早日吿別兒童期煩惱,儘早成熟起來。
文 揚 2014年2月1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