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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我無意中在網上發現我父親蔣兆和一九四○年所作的《邵芳》畫像。漫遊網絡，我找到了載有這幅畫像網文的作者李昌玉先生。
他的第一封電子郵件是這樣寫的：“邵芳已在二○○九年去世，她的丈夫在一九八七年去世。她有一位養子，我和他沒有聯繫。蔣兆和的畫我只有照片。”郵件還附上了一個Word文件，是他寫的一部邵芳的傳記。這部傳記令我驚訝，原來邵芳曾在一九四四年只身去了莫高窟，在常書鴻領導的敦煌硏究所工作過。一九四八年她與丈夫赴美國定居，這位臨摹敦煌壁畫的第一女性畫家，國內卻近乎無人知曉。
接着他的第二封郵件説：“幸好我還活着，因爲我患肺癌五年了，也七十九歲了。”以後他陸續把所有的文字與圖片材料快遞給我，問我是否可以找到出版社出版。我讀到的他寫的邵芳傳記完成于二○○三年，十年過去了，這部內部書稿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內卻無人問津。這讓我産生第二個驚訝。
邵芳來到美國後學習建築，曾是美國家喩戶曉的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ioyd Wright
1867-1959)的愛徒。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她與丈夫在俄亥俄州與西佛尼吉尼亞州交界的一片森林中建造了具有萊特大師風格的木屋，起名“翼然亭”。晩年的邵芳將她在四十年代臨摹的敦煌壁畫全部珍藏在翼然亭。正像傳記作者所述：説起敦煌，她就兩眼熠熠生輝，陷在深情的溪流之中，敦煌永遠活在她的心中。
當邵芳在偶然間認識了李昌玉後，就把一大摞在敦煌的日記拿了出來，這些日記詳細記録了那個年代的敦煌生活。而李昌玉來美國是爲看望在美國工作的兒子，幫助照看孫子。他是一名退休的中學敎師，不會電腦。爲了這份可貴的歷史文獻資料，他開始學習使用計算機，將沉甸甸的幾十萬字的日記、筆記硬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敲進電腦。
邵芳和李昌玉
邵芳去世後，邵芳留給李先生出版邵芳傳記的委託書便成爲一份囑託與責任。在我與李昌玉開始在網上交流的時候，他説他正在做第十七次化療。我幫助他編排，幫助他找出版社，幫助他找贊助。每一次與他溝通，他在回答我的問題的同時常吿訴我喘不上氣，化療很痛苦，但是他堅持着。一天我收到他的快遞，打開一看，是兩份委託書，一份邵芳給作者的委託書和一份作者給我的委託書。又一天，他打來電話，我聽到了他的聲音：“你不要安慰我，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想看到樣書。”
邵芳傳記《奔向千佛洞》的樣書連夜打印出來，直接送到了濟南的醫院，還未設計封面的白色封皮上，我寫道：時間在停留，生命在延續，打開這本書吧，生命正在創造奇迹。
李先生在病床上興奮地看到了樣書，奇迹般地給我發來郵件，他説：“是像模像樣的一本書，很大氣，確實是圖文並茂。我感到很好，現在是寫不出來了。”“如果你能促成出版就感謝你了。”他還囑咐我一定要找到邵芳的乾女兒張偉民，她可以幫助我。他在郵件中形容“瑪麗埃塔邵芳的家，沒有熟人做嚮導，恐怕找不到。從華盛頓去，要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四百公里之間，全是茫茫的森林，只有兩個小鎮”。
或許是一種緣分，讓我在網上與李昌玉聯繫上不久便認識了美國的張偉民。邵芳曾資助張偉民完成畢業論文——紀録片《房子的精神》，記録的正是邵芳與她的翼然亭，後來這部影片在美國多次獲奬，現在她是美國舊金山大學專授電影專業的終身敎授。短短的幾次交流便讓我感覺出她的熱情與四射的靑春活力。來往的半年多時間里無論她在印度拍片，還是在加拿大，還是在洛杉磯好萊塢電影節做評委，還是在接待中國電影代表團，她總是從繁忙的時間里及時給我回信。她説本來可以帶學生來北京，但是實習的計劃改變了，於是她便委託她的朋友和她的哥哥專程從美國給我送來她的紀録片的光盤，以便在編輯這部傳記時，可以摘選其中的邵芳精彩的畫面。而出書的進展她也用英文與遠在俄亥俄的邵芳的養子一次次地講述與溝通。
當我把李先生的圖文資料整理編排好時，我寫給出版社的信難以抑制激動：邵芳，是一種精神，一股力量，傳遞給李先生，又傳遞給陌生的我。現在傳遞給了你們，敦煌藝術出版社。當我在網上找到你們的通訊地址時，我興奮，終于到家了。邵芳的遺願可以交給你們完成了。恐怕沒有人知道七十年前在敦煌，有張大千，有常書鴻，還有一位美麗的邵芳。她回家了，帶着她記載的敦煌寶藏。
我很快收到了出版社的回音：“非常感謝你對我社的信任和支持，將如此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作品投遞到我社。”
傳記中有段精彩的段落，是這樣描述的：常書鴻帶着沙娜，迎着塞外呼嘯的寒風，悵然若失地吿別了千佛洞。邵芳説：“沙娜就像我的女兒。”一路上極盡呵護，關懷，疼愛。
當我把初步編排好的傳記通過美術理論家劉曦林先生傳遞到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手中時，我接到了已經八十多歲的常女士的電話，她的聲音非常激動，她説：“邵芳在千佛洞一七二窟臨摹了一幅大畫《西方凈土變》，當時我就在她的身邊，向她學習描稿、勾線、着色的技法”。她欣然揮筆爲書寫序，並且在她的支持下，敦煌硏究院成爲這部書的贊助單位。該硏究院的趙聲良博士參與了具體的出版編輯工作，他一一考證邵芳的畫稿，指出畫稿中所標識的窟號是採用張大千的編號，與現在的不一樣了。關於邵芳的《西方凈土變》，作者李昌玉説邵芳存有墨稿，但是畫太大，他無法拍照。他懊悔地對我説：“我怎么沒有拍照呢，哪怕是一個局部。”已經遠離俄亥俄的作者的兒子文靑也加入了出書的奮鬥中，通過他再次與邵芳養子聯繫，雖然養子將另外一張作品傳了過來，卻能讓我感受到他們對出版這部書的熱盼。最後趙聲良博士深入調查後，吿訴我這幅作品原作仍在敦煌硏究院保存，二○○八年首次參加了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敦煌藝術大展。趙博士提供了原作照片，使這本書沒有遺憾地展示出了邵芳的代表作。趙博士説，在條件落後的四十年代，邵芳一個人完成這幅大作，其功力是顯見的。
正像趙博士在後序中所説：“由於文獻記録的缺失，對於敦煌藝術硏究所早期的開創者的歷程，我們知道的十分有限。這部書完整地記録了邵芳作爲一個畫家奮鬥的一生，雖然她在敦煌藝術硏究所從事臨摹工作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但是在她的藝術生涯中，敦煌藝術卻一直閃爍着迷人的光彩。”
《奔向千佛洞》如同邵芳復燃的心，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撥動着北京、濟南、蘭州、敦煌、舊金山、俄亥俄，連接着中國與美國。正在書即將印刷的時候，濟南傳來作者李昌玉先生逝世的噩耗。在以後的日子里，一顆心變成了兩顆心在跳動。敦煌出版社王忠民社長親自挑選印刷厰，當王社長拿着成品送到我手里的時候，我看到書印刷得非常精美，正文八十克紙，加了護封，封面壓膜，印刷厰選自深圳，這無疑要增加許多成本。可是社長説書的價値比金錢重要。
接着我帶着書飛抵美國舊金山，作者的兒子與兒媳在機場迎候。隨後張偉民開車陪伴我去了作者所描述的那個美國東部的森林中的翼然亭，將書送到邵芳養子手上，爲此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終于完成了邵芳與作者的遺願。
我們所看到的翼然亭已經與張偉民拍攝的電影中的翼然亭大不一樣，人去樓空，一片凄涼。我們看到了邵芳的老師陳少梅的作品，已經一半霉爛。邵芳的日記原件以及大量的畫稿都未能看到。
我帶着蔣兆和的《邵芳》素描畫像登上了回北京的班機，在我即將離開美國的時候，墨迹未干的《奔向千佛洞》一書進入了美國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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