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哥倫布/辛辛那提消息 

苦味人生不自哀—写在父亲洪深去世五十五周年之际

    一九五五年八月,身患肺癌病危中的父親還能夠清楚説話時,對守護在旁的母親説:“我不想死,我還要活五十年,我要看到黃河水清的那一天!”父親用這種“夸張”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強烈的求生願望。可是,沒有走出這個八月,父親就去世了;五十多年已經過去,黃河水沒有變清澈。
     願望,只是願望。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夠眞正預言未來,沒有誰可以完全眞正控制人類社會。就是對自己的生活,也沒有誰能做到完全眞正掌握和控制。這應該是一個普通的道理,甚至是一種科學的常識。但我,是在不斷的生命實踐中,對此才一點點地有所知和有所悟。正是有了這種基本的觀念,我感到自己才可能去解讀父親六十年的生命歷程。

一九四二年秋四川江安洪深(坐左)、洪深妻子常靑眞(坐中)、馬彥祥(坐右)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學生合影。常靑眞懷中的幼兒是作者洪深

     父親洪深,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於江蘇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
     一九七九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列有父親條目,該條目下爲:“洪深(一八九四——一九五五)戲劇家。字淺哉,江蘇常州人。早年留學美國,專攻戲劇。一九二二年回國後在上海從事戲劇活動,曾領導復旦劇社、戲劇協社,並參加了南國社,對中國現代話劇的形成和劇場藝術水平的提高有較大貢獻。後任電影編導,並長期擔任學校敎育工作。先後創作《趙閻王》、《五奎橋》、《包得行》、《鷄鳴早看天》等劇本。一九二九年(筆者注:應爲一九)上海放映美帝國主義侮辱中國的影片《不怕死》時,他當場憤怒抗議,鼓舞了群衆的愛國熱情。抗日戰爭爆發後,領導上海救亡演劇二隊赴內地,後在武漢參加籌組抗敵演劇隊,積極推動了戲劇界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解放後從事國際文化交流工作,作品有《洪深文集》四卷。”
     《辭海》中父親的條目,可以看作是被中國大陸官方所認可的“蓋棺定論”。那么,父親算是位“名人”啦——身後被收入《辭海》者,畢竟不多。父親自己説:“我自己,極願做成一個學者,但決不是所謂名流。我的生存是靠自己的勞動——我今天的地位,甚或薄有微譽,都是我個人的心血、汗珠、努力得來的。”的確如此,父親不是依附“勢力”而造出來的“名人”,也不是依傍“勢位”被托起來的“名人”。
      今年是父親去世五十五周年。對於今天的社會和今天的人,父親是一個已經消失了的人,他的身影幾乎也不再見到。正如父親所言:“人,總是要過去的,而事業——對人類的貢獻——是永生的。”歷史在時間流淌中悠悠長長,昨天的事情,固然有它不該被忽視的重要之處。然而對在世活着的人,今天的現狀和明天的發展更重要。我很早很早的時候,就不希望、甚至極不情願父親的“影子”還在當今社會“徘徊”。如此,不只因爲父親是屬於“昨天”的人,也有自己的“自私”:我不願意,亦不忍心看到父親被“蹧蹋”——父親嚴肅的人生遭到“戲説”、“誤説”,而實際被“醜化”了。而我在捍衛“實事求是”的努力時,又是那么無力,毫無作用。
     一九五五年,父親對兩個女兒以後工作志向,明確要求:“(你們)寧可當個二流的科學家,也絶不要做個一流的文學家。”聽父親説此話時,我不過一個少年,對父親態度的堅決和“警吿”意思,我印象深刻,此生不忘。後來,我讀了工科,潜意識中,父親的“吿誡”不無影響。但我沒有成爲“二流科學家”,只是一個“不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術人員。
    如今,要確定父親此話眞正含意,已無可能。父親不會只是出于“科學救國”的簡單想法而言,父親大概是希望孩子們能避免帶有“天然”弱點的中國“文人”在大傳統背景下難以逃脫的“不幸命運”吧。
    父親家族,是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的大族。從家系來説,父親是清朝文學家、經學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孫。我的祖父(洪述祖)人很聰慧,未出洋卻有不錯的外文能力,文才亦佳。但祖父不甘守家過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哪怕是不愁衣食的生活,祖父向往“仕途”之道,追求在官場發達。晩清時,祖父捐了個直隸候補道。民國建立後,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紹儀受袁世凱命組閣政府,祖父因與唐的交情而供職內務部。三個月後,唐辭去國務總理職,祖父則繼續留在了袁世凱政府中。同年九月,趙秉鈞擔任袁世凱政府國務總理,祖父很得其信任。一九一三年,宋敎仁被刺殺,祖父因此案牽連,于一九一九年四月遭極刑——死時很慘。祖父在軍閥混戰割據的政界供職,最終,他在強權齒輪的滾動中被碾得粉碎而消亡。這也是他咎由自取罷。
     中國社會的仕途,從來就不是一條光明大道,但“仕途”之路在“官本位”的中國社會,其巨大的誘惑力是非中國人而不可眞正懂得的!祖父“仕途”之路的悲殘結局,是他對權勢的貪欲而致,不値得“同情”。但是,祖父的殘痛之死,對父親、乃至對我,都是深刻“敎訓”。
     祖父是和我沒有任何聯繫的、一個遠去了的時代的人。可是,對於父親,祖父是生他、養他的父親,父親和祖父被割不斷的血絲緊密糾結在一起,父親“迴避”不了這個被社會視爲“罪人”的父親。父親一生,始終被自己父親這個“罪”的緊箍咒無形地拑制着,精神不能得到解脫。一九三二2年,父親在《文學月報》一卷一期發表的《印象的自傳》一文中,沉痛地寫道:“我父親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殘酷。我父親下獄之後,許多親戚朋友,尤其是我父親走運時常來親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猙獰的面目。一個不負責任無能爲力的我,時時要被他們用作譏諷或詬駡的對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懷疑你,鄙視你,隱隱地把你不齒人類;仿彿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間的空氣,也是你應當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卻從此深深地認識到了一個人處在不幸的環境中的痛苦。”
    只有實際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才能眞正知道中國社會反動的“血統論”的恐怖和巨大的殺傷力,即使躱過了“誅九族”的滅門之災,祖父的“死”,帶給父親的是揹負一生的“重枷”;在祖父“陰影”中,父親一生走得艱難,一生內心和精神都煎熬。從一九一九年四月祖父被處死,到一九五五年八月父親去世,父親始終在痛苦和無奈中承受着作爲“罪人”兒子的現實。在陰冷的現實社會里,在世俗勢力的壓迫下,父親挺起了脊樑做人,父親比一般常人更加努力奮鬥,更加艱辛付出,爲的是自己不被擊垮、不被打倒、也不被折斷。父親明白: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在生命之路上一點點地向前走去。
     父親要求孩子不要學習文科,但父親本人卻是從工科開始自己的學業,後來再轉學文科,並以文科完成自己最後學業。如此,父親有他“不得已而爲之”的苦衷。可以高興的是,父親文科學業學有所成:父親在中國新文化、新文學開拓和發展中的努力和奉獻,以及他因此取得的成績,不容置疑。
   一九一六年,父親從清華學堂畢業考取官費留學美國。開始,父親就讀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化工系,學習陶瓷製造專業。一九一九年春,父親的父親——我的爺爺——在國內被處極刑。祖父刑前遺言,要求父親:“不必因此廢學,畢業方回。”祖父對父親學業的關注和對父親的期望,父親是明白的。同年秋天,父親即申請轉學去報考哈佛大學。經過當年哈佛大學第“四九”科目三百報考生録取十一人的嚴格考試,父親被録取,師從戲劇家G.P.Baker(陪克)敎授學習“戲劇編撰”。父親也成爲了哈佛大學第“四九”科目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中國學生。
    父親在美國爲什么轉學學習戲劇,他有過一次明確“説明”。一九四二年,父親對同在四川《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執敎的馬彥祥叔叔説:“我的那次家庭變故,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決定,第一,我這輩子絶不做官;第二,我絶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們,鞭撻他們。這樣我就只有學戲劇這一條路。這條路我在國內學校讀書時候就有了基礎的。” 父親這次談話,大概是父親對自己轉學戲劇眞正原因唯一的一次“坦言”。

    父親在美國從文科轉學戲劇,這個本源于“痛苦”的轉向,是父親人生無奈的選擇,不過不是消極的選擇:父親不僅相信自己具有從事這種工作的天賦和能力;而且相信,戲劇也是一種“喚起民衆”的有意義的事業。
    追求一個民主光明的中國,是父親的理想,是他一生奮鬥的主線。况且,父親潜意識中和民國“罪人”我那“反動”爺爺“劃清界限”的思想,對他人生理想的這種追求和努力,客觀上也是種促進。父親向左翼的逐步靠近,以至甘當衝鋒陷陣的“排頭”兵,正是父親這種人生追求在現實社會的自然發展。然而事實卻很殘酷,父親發現:不管自己如何眞誠奉獻、怎樣忠誠于自己的追求,而且始終積極努力地、實實在在地爲這種追求苦幹着,可是自己根本就不被左翼眞正信任和接受。父親因爲自己並不被“革命”所認可,旣痛心也曾絶望。
     一九四一年二月,發生了父親和母親一起“自戕”事情。後雖獲救,但此事在當時社會仍引起某種“震動”:父親“事業生活一切都無辦法”的遺言,成爲輿論“大學敎授無法生存”對國民黨政府時政抨擊的有力證據。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一位可信任的長輩那里,我得知了此事又一種——我有理由深信不疑的——説法: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策划了“皖南事變”,隨之中國共産黨啓動旨在保存力量的“應變”計劃,其中包括對時在重慶的左翼進步文化人士分批撤離的安排。該計劃中沒有父親,父親也不知道有這個計劃。後來,父親得知此事,特別是父親知道了不少文化人都很“不以爲然”的某某人竟“赫然在列”時,父親從失望進而到絶望的痛徹心肺的苦痛到了極點。父親沉痛地對某叔叔説:“像××這樣的人都…!他們不相信我!”陷入絶望的父親,一定是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無路可走,隨後才會有“絶別”人世的決心。
     我曾經因爲父親兩次做了“官”,違背了他自己的初衷:“第一,我這輩子絶不做官;第二,我絶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去打交道。”因此很爲父親感到“遺憾”。
    其實父親生命中更多時間,是個遠離官場的敎書先生。但父親卻兩次接受了叫他做官的“召喚”,儘管父親這兩次做的都是小官——中層幹部而已。但父親爲“官”的現實,卻讓我內心長期無法趨于平靜。我不止一次問自己:“如果父親不曾踏進‘官場’,如果父親始終堅守在文化學者、大學敎授的崗位,沒有和‘官場’發生直接的關係,父親一生會不會是另一種生命狀態?!父親是不是就不會在壯年的六十歲,離我們而去!?”
    一九二二年春,父親自美國留學歸來,開始了他在大學執敎的工作。父親先後在上海的復旦大學、曁南大學、廣東的中山大學、靑島的山東大學、福建的廈門大學等學校敎書,他從來沒有想過要中斷這種敎書工作。一九三七年夏,父親利用中山大學暑假,從廣州到上海參加話劇《保衛蘆溝橋》導演工作。但隨即發生了“八·一三”戰事,父親來不及回廣州安排家人,就率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從上海出發,走向了全民抗戰的戰場。離開上海前,父親把書寫的遺書交給了他《復旦大學》的同事和朋友顧仲彝先生,並對顧先生説:“萬一戰死疆場,要按照遺囑辦。這不是消極的命運觀,而是積極的犧牲準備。”父親在《悼念趙曙同志》文章里寫的:“這種槍林彈雨中從事精神抗戰者的任務,可使戲劇工作的同志們重新看清自己的任務,更勇敢地加強決心與工作。”亦是父親自己的抗戰“宣言”:公開表示不畏犧牲抗戰到底的決心。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二次公開合作的國民黨和共産黨成立了以陳誠爲部長、周恩來爲副部長的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下設的第三廳廳長,田漢是三廳六處少將銜處長。其時,父親正帶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乙組)”在襄樊進行宣傳,當父親接連收到田漢要父親立即趕赴武漢卻未明説緣由的急電後,毫無遲疑地立即趕去了武漢,和接受了三廳六處戲劇科(即第一科)上校銜科長的職務。
    政治部三廳戲劇科,由當時在武漢的全國救亡戲劇宣傳隊伍整編成的十個抗敵演劇隊和一個《孩子劇團》組成,他們是當時國統區抗日戲劇宣傳的基本力量,父親是這支宣傳隊伍的重要組織者和主要管理者。父親沒有留守在安全的後方,他和演劇隊一起奔赴實地身體力行地進行抗戰救亡宣傳。一九三八年,父親組織上百人演劇宣傳隊到農村進行宣傳,他本人也隨同《湖北楚劇宣傳隊》一起下了鄉。同年九月,父親率領演劇隊,乘木船驚險渡黃河北上進行宣傳。父親在《在鬥爭中成長》一文提出的:“抗戰以來,我們的戲劇界同志從鬥爭中把自己強大起來。更重要的,他們懂得了內地農村生活實况。戲劇的鐵軍就是這樣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也是父親對自己抗戰救亡宣傳工作的一種總結。

1924年洪深編導的《少奶奶的扇子》

洪深與蕭伯納的會面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父親不計個人一切:家庭、大學敎授“頭銜”、已有的社會地位、…,抱着奮不顧身的精神投入到了抗戰救亡運動中。父親是爲了抗戰救亡宣傳工作,才做了這個“戲劇官”。父親不無苦味地“自嘲”道:“爲遠離‘官’而搞戲,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則是爲了‘戲’而‘做官’。”抗戰中,父親是“兢兢業業做‘戲劇官’。”抗戰勝利後,父親就重回《復旦大學》任敎。父親説:抗戰勝利後他與他做的這個“戲劇官”是“要永別之”,“但願永不再做官”了。父親這第一次做“官”,我能理解也能接受。
    父親第二次做“官”,要從父親20世紀30年代初閲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書籍,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新的認識説起。父親在追求更進步更合理社會的思想狀態下,開始了和左翼的接近:1930年,父親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劇團聯盟”,在文化工作中公開站在了左翼。當時,父親對科學共産主義不可能有深刻認識,他也不關注政治黨派間的鬥爭,父親只是在文化態度上站在了“左翼”,但他不願意、亦不會參加到實際的政治鬥爭中去。父親這種態度和立場,讓政治鬥爭無論的那一方,都不喜歡,亦不信任。
     一九三七年,父親帶領《上海演劇救亡二隊》到達洛陽。國民黨駐軍首領問父親:“有沒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父親引唐代詩人王維詩句:“西出陽關無故人”予否定回答。近半個世紀之後,當時和父親同在《上海演劇救亡二隊》的中國共産黨地下黨員金山先生,撰文回顧了這段往事。金山先生在文章中並不迴避地談了當時他對父親立場態度的不滿:作爲《上海演劇救亡二隊》內的中共地下黨,他在向主管周恩來彙報時,對洪深表示“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態度,認爲是有問題的。這多少也表明,那時共産黨員是怎么看父親的。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國內形勢從政治鬥爭演進到國內戰爭,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左即右”不是共産黨就是國民黨的社會。在意識形態“對立”愈來愈劇烈的社會里,“文化”無法眞正獨立于外。
     抗戰勝利後,父親不斷遭到國民黨政權力量的公開迫害。一九四六年,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父親“因反對特務學生對進步同學壓迫脅持《谷風》壁報事件,每夜有持槍者包圍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幾近一個月,雖堅決挺持,而本人後腦神經系統發炎,兩耳失聰,均于此時加重。”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江灣《復旦大學》,父親又因“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學生反飢餓反迫害運動中本人支持進步學生,被反動分子持槍威脅、毆擊前後七、八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全市學生進行反內戰反飢餓大遊行,並在校內舉行活動,隨後由學生運動開始向全市各個階層延伸、深入。在《復旦大學》敎師和員工會上,父親痛斥國民黨政府對學生打擊和鎮壓的暴行,並建議全校敎授罷敎和向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與會敎授在罷敎宣言上簽字,以《復旦大學》敎授名義發表通電,向全國控訴政府這種罪行。國民黨政府窮途末路之際的這種變本加厲作爲的結果,讓父親、也讓許多有民主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乃至痛恨。
     一九四八年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遭到《復旦大學》變相解聘的父親,接受《廈門大學》外文系聘任,帶着我們全家從上海到了廈門。同年年末,父親接受中國共産黨邀請,以醫治牙齒爲由從廈門只身到了香港。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中國共産黨安排下,父親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蘇聯輪船到東北大連港。五月,父親到北京。九月,父親被共産黨安排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在北京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吿成立。
     父親把中國的希望寄望于共産黨,他也把自己對國家的赤誠之心奉獻給了共産黨。這應該是父親必然的選擇吧!當然,父親未必想到:他就此也失去了自己最後的那點“獨立”性。
     母親吿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父親準備回到上海《復旦大學》繼續敎書工作。但周恩來則要父親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親便在北京做了“官”,直到去世。
     父親“官”任的《政務院對外文化事物聯絡局》,是個純粹事務管理性質的行政機關。一九四九年《對外文化事物聯絡局》首任局長,是國際文化工作者、著名詩人蕭三。蕭三是老資格共産黨人,亦是毛澤東的大同鄉。讓父親做蕭三的副手,實際具體的事務性的事情,顯然就是要父親來做。父親的工作,很繁雜,很瑣碎。有參與我國和友好國家文化交流計劃制定,以及計劃實施操作等比較重要的事;也有具體的事:如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大會,包括有關禮儀在內的諸多事情,……等等。工作中事無大小,父親都要親力親爲地去安排、去督促、去檢查落實。“關照好”外賓,也是父親的工作:外賓來,父親去迎;外賓走,父親去送;外賓觀看文藝表演,父親陪同看……;時年過半百的父親,還陪同來訪的外國藝術團體,一起參加首都的五一遊行。
     工作繁重、事情瑣碎,還有無章可循、無序的工作環境,都沒有妨礙父親做好並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務。但父親不是中國共産黨黨員,他甚至連個民主黨派也不屬的“政治身份”,大概才是他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難”。父親“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時,也許還有點用處;但在執政黨領導的政府中,這個不是“自己人”的身份,沒有積極作用。
     父親工作“處處用心,時時小心”,但仍然不時遭到批評。父親不是不接受批評,亦不是不敢承擔責任,父親是不明白:爲什么遭受“指責”的,總是做了工作又完成了任務的自己呢?!父親缺乏“官場歷練”,但父親的直覺“警吿”他:一定要無條件接受對自己的任何批判,那怕僅僅是説明情况,也會招來“缺乏爲人民服務態度”的嚴重後果。父親清楚,自己是個渾身上下都屬於“舊時代”的人,是個要徹底改造的“舊知識分子”。於是,父親把自己所有的鬱悶和痛苦,都隱忍於心,不敢流露出來。父親苦自己,自己受折磨,讓心靈和精神承受着重壓。
     當父親連捍衛自己內心自由都那么艱難時,不知父親是否意識到:他爭取和捍衛的國家民主、他追求的民衆自由,有多么遙遠。
     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後,父親在那個“官”位上誠惶誠恐地做着事,他根本沒有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適宜條件。其實,除了沒有時間和精力外,現實社會的種種,也讓父親明白:自己在文學藝術創作工作上恐怕是“力不從心”了。
      一九五三年六月洪深致周揚短箋。 當然,父親不是完全置身于文學藝術事物之外。一九五三年,郭沫若創作的話劇《屈原》由領導組織進行集體修改。父親參加了此項劇本修改工作,他在向主管周揚送交自己修改過的《屈原》劇本時,附有一封彙報短信。從短信和送交的修改了的劇本來看,父親不僅對領導佈置的任務態度認眞,父親做事也是“小心翼翼”。

短信內容是:

“周揚副部長:
「屈原」劇已依個人見解,刪改了三十處。改的句子比較少——因欲儘可能地保存原文——而刪去的相當多——但仍望可不減其精彩。送上刪本,供九人小組其它組員的參考。

此致
敬禮　　　　　　　　　　　　　　　洪深啓　　六月二十一”
  一九三O年,那個曾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面對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奮起揮臂、高呼抗議的父親;
    一九三七年,那個曾經在“廬山敎授座談會”上堅決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父親 ;
     一九三八年,那個在武漢當面斥問汪精衛爲什么不抗日的父親,已經不再有了。
    現實就是這樣地“改造”了人——磨去“個性”,攝去“魂魄”!
     爲抗日,父親一九三八年在國共合作的政治部三廳做了個“上校銜戲劇科長”,當了‘戲劇官’。爲戰後中國的建設,父親一九四九年做了個“副局長”職的“對外文化聯絡官”。父親兩次做“官”,不論是“戲劇官”,還是“對外文化聯絡官”,實質上,都是父親無條件聽從共産黨安排,做了共産黨直接領導下的基層行政事務管理工作的“官”。
     我對父親“不做官”的“食言”,已經釋然。其實父親自己又何嘗不明白呢,父親在《戲劇官》一文中寫道:“七年來最大打擊,乃當日我爲抗日做官,遂以爲所有其他的人亦必如此;而逐漸發現,事實殊不盡然;我不能不自笑‘天眞’。”眞正“遺憾”的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難免會有“身不由己”的無奈之時,面對這種無奈,我們眞的很無力。如同隨水而動的一滴水,我們不知道自己在人生之河的什么地方停滯消失,我們並不能眞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歸宿。不論父親留在北京,還是回到上海;不論父親敎書,還是做“官”。父親不論在什么地方,不論做什么工作,他仍然都還是身處在“官本位”大磁場的磁感應作用控制下。
    一個人生命的長或短——六十年的人生或一百年的人生,在浩瀚的宇宙中,幾乎毫無區別。人在世,活得問心無愧,活得於人類社會有貢獻,也就不枉活了一生。父親説:“我覺得我對於戲劇,硏究了多年,略有心得,我對於後人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我硏究所得寫出來,庶及以後從事戲劇的人,不必像我這樣吃苦費力。”父親做到了,並且做得很好。
    苦味人生不自哀,父親對待人生積極進取的勇敢態度,父親在人生路上挺立着、一步一步向前進的人生實踐,深深觸動了我、敎育了我、並且一直激勵着我。父親伴我一生。

　　　　　二Ｏ一Ｏ年一月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