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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個半世紀之後,托克維爾和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今日中國的學界又一次熱了起來。到底就是因爲中央領導某某某的一句話,還是因爲別的什么原因,暫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從該書中讀到了大量可以套用在當下中國社會的驚人論述,關於專制與革命,關於自由與平等,關於經濟繁榮與道德滑坡。讀罷此書,很多人或許就眞的嗅到了大革命的味道,甚至已經看見了革命前夜星星之火的閃光。
但願寒竹兄上周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歷史可以借鑒而不可比附》一文,能起到一點清虛火、降體溫的作用,不至於又成一次無厘頭的“政治狂想”。
這里有個非常基本的問題:一百年前中國學界“立憲派”與“革命派”的那場大論戰,其中涉及到有關中國革命的種種重大問題,直至今日仍然像一排巨大的問號一樣高懸在中國的上空,不僅沒有從理論上得到解決,由於革命派成了實際的勝利者和歷史的書寫者甚至在一百年後變得更加複雜、愈形嚴重,那么,同樣是關於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關係,今天的人們重讀托克維爾,爲什么不重讀康有爲和梁啓超?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爲什么不重讀《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答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
托克維爾是在法國大革命半個世紀之後對這場革命的一個反思。康梁雖然是在革命爆發前對革命可能造成的後果的警世預言,卻也不是憑空做出,也是在法國大革命已經製造出了世界範圍的革命浪潮之後,在很多人對革命特有的規律和必然的後果進行了總結和反思之後,並且在他們周遊列國實地考察了當時的歐美社會之後。
康梁二人總計留下數千萬字的學術和思想産品。以其時的政治討論內容和形式作爲一個基礎,此後一百年來中國的政治討論到底是在這個基礎上又不斷提陞、不斷深化的路徑,還是一個從此以後江河日下、不斷滑坡,甚至趨于瓦解和癱瘓的過程?
在百年前那場大辯論的當時,梁啓超已經指出革命黨的革命帶有非理性的“復仇主義”的實質,而依靠復仇情緒提供動力的暴力革命,必不能進行政治的建設,也必不能實現完全的共和,最終只能墮入“革命復革命”的惡性循環。近來有學者揭示出1900年代革命黨充滿仇恨語言的“排滿”運動與四十年後共産黨在土改中的“訴苦”運動兩者之間本質上的相通和一致,相當於是對梁啓超“革命相續之原理”的一個驗證。
復仇主義不區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國民黨靠復仇主義的政治革命推翻滿清貴族政權,到頭來又憑什么來阻止共産黨靠復仇主義的社會革命推翻國民黨的“地主資本家”政權呢?借用一份網上流傳的資料,1947年6月共産黨“渤海區黨委”在土改訴苦工作總結中寫道:幹部必須帶頭表明態度,尤其要帶頭哭,
“帶頭人一哭,下邊訴得有勁,如頭一個訴得平淡,以下也容易平淡”;同年7月冀南三地委《復查中的訴苦問題》中寫道:“經過一天多的時間,百分之百的都訴了苦,其成績效果之大,是在發動群衆的已往歷史上少見的,有的弟兄二人對面抱頭痛哭,口口聲聲要冤冤相報,有的哭不成聲,有的痛哭絶食,有的眼皮哭腫了,有的一人訴苦痛哭,大家爲之淚下或傷心得低頭不語,一片哭聲,其凄涼慘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階級同情之眼淚。”
可以説,一旦到了這類政治手段大行其道之時,“排滿”也好,打倒國民黨也好,打倒劉少奇也好,幾乎可以確保運動達到其目的。但毫無疑問,也可以確保所有理性政治討論的終結,確保一切正常政治建設的停工。
從1947年,再到1957年,再到文革十年,然後是三十年的“不爭論”。不難做出估計,與康梁時期相比,此後中國的政治討論和政治建設能夠是一個什么樣的過程?
不要學術,不要思想,不要理性和建設性的討論,這些東西都是“秀才造反”毫無用處;只要暴力,語言暴力、精神暴力、身體暴力,因爲這才是屬於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眞正動力”。誰能説這一信條在中國這個最爲徹底的“人民共和國”里不再流行了呢?事情明擺着,歷史最終成就了革命黨和人民革命,並一路朝着康有爲當年所最“不忍”看到的“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方向狂奔而去。
勝利者總是光榮、正確的,贏得勝利所依靠的那些“法寶”信條和經驗,也會長期披着眞理的袈裟,獨享尊崇,同時遮掩掉所有其他思想的本來光芒。
如果托克維爾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他如何看待今日中國這一場“《舊制度與大革命》熱”——中國哪里還有傳統上的舊制度?革命早已成了“革命內部的革命”,專制也早已成了“革命後的專制”,所謂左派和右派都不過是革命派內部的變種。歸根結底,眞正有關中國革命和專制的問題分明留在了康梁那里,怎么會莫名其妙找到我這里來了?
201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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