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白色恐怖》:並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
文/孫康宜
我父親是天津人,母親是台灣人。20世紀30年代,他們到日本留學,相遇于東京。在天津結婚。1944年我在北京出生,2歲時隨父母從上海黃浦江登上輪船,越洋過海到了台灣。3歲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6歲不到(1950年)父親蒙冤坐牢10年。那時正是台灣白色恐怖的年代。
這幾年我父母相繼去世,對我們一家人經歷的風風雨雨,事過境遷後,想起來有千言萬語要説:其中有令人難忘的生死之交,有奇妙的兩岸姻緣,有人性的軟弱和剛強,亦有道德情操的升華。
我至今難忘,1965年(21歲那年)自己很自然就選了美國小説家梅爾維爾的小説《白鯨》作爲大學畢業的論文題目。作者一生命運的坎坷,使我聯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間所經歷的種種困難。在與指導敎授見面時,我特別向她透露了家父不幸坐牢10年的遭遇。可惜處于當時的政治環境,我還沒有勇氣寫下自己的經驗。
1968年我越洋移民到了美國。多年後,我遊歷加州西海岸,登上輪船到了天使島(Angel Island)上,撫今追昔,感嘅萬千。對許多移民美國的華人來説,舊金山對岸的天使島是個充滿傷痛的歷史印記。在1910—1942年極其漫長的30餘年間,美國法律是不準華人移民美國的。所以在那段期間,所有入境美國的華人(總共17萬5千人)全都被關在荒廢的天使島上,一律被當成犯人來看守着。可以想見,這些華人所遭遇的種族歧視和侮辱自是苦不堪言。他們在孤獨無助時,唯有靠文字來宣泄內心的痛苦。直至今日,天使島上“移民站”的四周墻壁仍充滿了無數中國詩歌的遺迹。那一行一行的題壁詩眞實寫出了早期華人的辛酸史,也是創傷心靈的文字見證。
天使島上的文字見證深深地感動了我。那以後不久,我決定要把我從前在台灣所遭遇的白色恐怖經驗寫成文字,讓悲劇傷痕化爲歷史的見證。
寫在這里的章節大多與白色恐怖有關,但這本書並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相反的,這是一本“感恩”的書——對於那些曾經給我們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難盡的。
這本書也叙述了自我追尋和自我反省的過程。當我站在今天的高度來回憶過去時,我發現我又學到了許多。我原來以爲幼時所遭遇的患難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現在發現,那才是我的心靈資産。我感謝早期那段艱苦的人生歷程,是它讓我在成長中提前成熟,也讓我在缺憾中找到了完整的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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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詩人席慕蓉所説:那時候你就會明白/生命中所有殘缺的部分/原是一本完整的自傳里/不可或缺的內容……
近期,增訂版《走出白色恐怖》在中國大陸出版。不同于其他極權主義時期的回憶作品,這本不厚的回憶録並未在歷史的恩怨中糾纏。正如它的作者,耶魯大學敎授、國際知名漢學家孫康宜在序言中所言:“它並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相反地,這是一本感恩的書,對那些曾經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我的感激一言難盡。”
孫康宜1944年生於北京,兩歲時隨父母從上海黃浦江登上輪船,漂洋過海到了台灣,三歲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不到六歲時的一個深夜,多名軍警突然闖入她家,用手銬押走了父親孫裕光——那時正値台灣白色恐怖年代。
厄運就此降臨。由於受到孫康宜大舅、台灣“鹿窟事件”領袖陳本江的牽連,孫裕光蒙冤入獄十年,先後關押在緑島和台北新店軍人監獄。母親陳玉眞帶着孫康宜及其兩個弟弟避居林園鄉下,以開洋裁班維持生計,探監似乎成了家庭的節日。
2002年,孫康宜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回憶録《把苦難收入行囊》(《走出白色恐怖》初版),嘗試用更加溫暖的方式描述這段苦難。
的確,書中的感恩無處不在:堅強的母親,恩人藍老師,收留他們的二姨夫婦,敎會長老,探監途中遇到的三輪車夫……這些在大歷史中極易被忽視的平凡而善良的個人,都成爲孫康宜的感恩對象,也讓“白色恐怖”不再是一個空洞的歷史名詞。在孫康宜筆下,往事並不如煙,難以忘卻的除了苦難,更多的則是光芒與溫暖。
2012年,該書在北京三聯書店推出增訂版,除了將書名恢復爲本名《走出白色恐怖》外,增加了“大弟游緑島”一節,還增補了對作者大舅陳本江以及“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等人參加左翼運動的介紹等共計三萬餘字的內容。
近日,孫康宜接受了《華夏時報》記者的郵件採訪,講述了往事給予她,以及整個台灣的變化。
此中有眞痛 欲辯已無言
《華夏時報》:在當下的中國大陸,您覺得《走出白色恐怖》爲何會得到關注?
孫康宜:作爲作者,我很高興拙作〈走出白色恐怖〉得到大陸讀者的關注。我想此書得到關注的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大陸人開始對台灣的歷史、政治、文化産生興趣。畢竟大家都是中國人,都經歷了困頓而“沉重”的二十世紀,雖然每個人有不同的政治遭遇和人生體驗,但相信都會關切其他中國人的命運。我相信二十世紀將在歷史上留下特殊的痕迹。
《華夏時報》:“沉默”多年後,是怎樣的契機讓您提筆寫下此書?
孫康宜:我想,我提筆寫《走出白色恐怖》這本書的最大契機就是要紀念我偉大的母親!1997 年9 月10
日我母親于加州去世,再過幾天就是中秋節了,
記得過節那天我就有一股冲動要把我母親“想回來,”甚至把她“寫回來。”想到從前白色恐怖的受難期間,如果不是我母親一個人頑強跋涉地撫養我們成人,今日的我和兩個弟弟不知會是什么樣子?母親眞是我們姐弟生命中最大的恩人。所以我決定要把母親的受苦經驗和她那善良又富智慧、旣謙和又保持尊嚴的精神,
以及父親蒙冤坐牢的故事 (加上那個苦難時代所出現的炎涼世態、人性之複雜等)如實寫出。
在初版的《自序》中我曾經向母親致謝:“我要把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孫陳玉眞女士。 沒有她,就沒有這本書,因爲她就是本書的主角。”
如果説,十年前本書的初版是爲我的母親而寫,那么今年春季由北京三聯所出版的增訂版乃是爲了紀念我父親走完一生的最後經歷。父親于2007 年5
月9 日與世長辭,直到最後一刻,我一直緊握父親的手。 這個增訂版的出版,總算可以給我的這本回憶録畫上句點了。
《華夏時報》:回叙白色恐怖這段歷史,你個人最困難的是什么?
孫康宜:主要是需要找到一個説話的切入點。如同王德威敎授在增訂版序言中所説:“一旦提起筆來,孫康宜才瞭解她自己又何嘗不深陷失語的痛苦?”“失語的痛苦不只是因爲來自外部的壓力,也更是因爲當事人內心揮之不去的創傷。”往事眞的不堪回首。面對如此沉重的歷史,我不知從何説起。當年在台灣的成長經歷,我一向對家人所遭遇的政治苦難保持沉默,除非不得已,否則決不向任何人説起有關父親被捕的事。現在旣然人已到美國,而且幾十年過去,台灣早已解嚴,應當説可以自由暢所欲言了吧。但不然,我發現最大的挑戰正是如何找到合適的話語,如何寫出過去所經歷的那段苦難。
記得最難下筆的就是開頭第一章。開始寫第一章時,我邊寫邊流淚,覺得再流下去會弄得無法收拾,或許應當放棄寫書的念頭了。但後來仍努力堅持,終于寫完了那一章。奇妙的是,那以後,內心開始變得平靜,而且語言像流水一般。
《華夏時報》:無論大陸還是台灣,很多歷史的經歷者往往産生“失語”狀態,您覺得最大原因是什么?
孫康宜:正如我以上所説,許多歷史的經歷者都會感到,面對如此沉重的歷史,不知從何説起。六朝詩人鮑照早已在他的《蕪城賦》中嘆道:“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意思是説,多年之後,逝者已矣,還有什么可説的?另外,語言文字本身也有局限性,尤其是關於恐怖和痛苦的經驗,很難一時述説出來。或許我們也可以説:“此中有眞痛,欲辯已無言。”
《華夏時報》:苦難、與親人的分離,對您來説意味着什么?
孫康宜:對我來説,苦難是人生必經的功課。我至今一直記得母親當年對我説過的一句話:“幼年受苦總比中年受苦好。”在我成長的年代,母親的那句話無疑振奮了我,使我學到凡事不要怨天尤人,無論如何也要借着受苦的機會來努力學習人生的敎訓。
至於與親人的分離,在我幼年時一直是令人傷心的事。父親長年坐牢,母親一旦生病,我們姐弟三人就必須分住到遠處的親戚家中。但我也因此學會如何在多變的世界里,儘量珍惜與家人的短暫聚合。如今雙親已相繼去世,我更加體會到生命短促的現實,只希望趁着餘生努力做我自己應當做的事。
必須一提的是,在人生苦難中,我的宗敎信仰一直是我的支柱。從前在台灣上中學的時代,有一位敎會里的神學生(實習生)偶然敎我背誦一句英文禱文,我至今難忘: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上帝啊,祈求你賜給我一顆靜穆的心,讓我能學習接受那無法改變的現實,但也求你給我勇氣去改變那些我能力所及的事。懇求你賜給我智慧,讓我瞭解這兩種境况的根本區別。)
有趣的是,一直到不久前我才從耶魯校牧那兒得知,那句禱文原來是數十年前一位耶魯敎授(也是美國著名的神學家)Reinhold Neibuhr首先發明的禱文,目前在美國仍十分流行,被稱爲“serenity
prayer”(靜穆禱文)。多年來,那句禱文已成了我個人信心的“燈塔”了。
《華夏時報》:在對待苦難的態度上,你的同輩作家往往展現的是訴苦、怨恨等控訴文學,而您則有一種感恩的態度,請問你這種態度的出發點是什么?
孫康宜:我一向不喜歡用訴苦和怨恨來對待人生,總希望能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人生的功課。我比較喜歡繼續往前看,這樣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過得更有意義。但這並不表示我隨便會對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感恩”,我只是不想浪費時間和精力去計較過去的恩怨,我深信前面還有更値得活下去的理由。
最近上海華東師大的唐小兵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有關拙作的書評,我覺得他把我的人生態度説得一針見血,令我感動。他説:《走出白色恐怖》的書名本身就隱含了作者寫作的深層動因,那就是不再糾纏于歷史的恩怨與清算。
歷史自有定論
《華夏時報》:是否已原諒谷正文先生了(谷正文是台灣“保密局”前局長,當年抓捕了孫康宜的父親孫裕光,後曾給孫康宜姐弟的轉學和留學開具相關證明)?
孫康宜:我個人對谷正文先生,無所謂原不原諒,就如我不久前在一個訪談中所説,有關谷正文在白色恐怖期間爲國民黨“保密局”所做的一切(包括無數冤案、錯案),以及他自己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中公佈的那些抓人和殺人的經驗,歷史自然會有定論。
我唯一希望的是,盼望將來歷史不再重演,不再讓任何一個政權容許像谷先生那樣肆無忌憚地抓人、審判人、殺人。如果不是當年台灣的國民政府授權于谷先生,讓他借着“保密局”名義擁有這么大權力,他後來也不會如此津津樂道自己過去的行爲。最荒唐的是,谷先生於2005年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中居然有《三次制裁白崇禧致死》的一章,其中還洋洋得意地把殺人的罪過加到自己的身上!
有關這事,最近我終于有機會問過白先勇,他回信道:“我們都嘗過白色恐怖的滋味,現在早已“走出去” 瞭,然而回首當年,
能不惘然。谷正文這個人老年時大概腦筋有問題,竟然編出許多關於我父親死亡的不可思議的故事,而且大膽妄為,居然不顧我們這些家人的感受。這些年來我不去駁他,因為不願抬舉他的地位……。”
所以有關谷正文先生,我也不願再去糾纏其中的恩怨了。
《華夏時報》:你如何評價台灣對“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的反思?
孫康宜:有關台灣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歷史的反思,我並不太熟悉其中的細節。但我一直記得1997年2月28日那天(即“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報上登載台北新公園正式開闢“二·二八”紀念館的消息,同時該館還展出有關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民衆向陳儀政府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的詳細説明。當時我讀到這個消息,很是感動。台灣顯然已經走出了極權時代的重重禁錮,已進入成熟的民主時代了(但不久前又聽説,這個“二·二八”紀念館已于2010年4月被正式拆除)。
台灣的記憶
《華夏時報》:在你看來,台灣“白色恐怖”和大陸的“文革”有何異同?是否僅僅是受害者是“個人”和“集體”的區別?
孫康宜:不久前在與燕舞(張彥武)先生的訪談中,我的確説過兩種“恐怖”最大不同是:台灣的“白色恐怖”較注重對某些“個人”的迫害,而大陸的“文革”卻是“集體”的。當然,這並非兩者唯一區別。如果説大陸的“文革”主要是反知識分子,那么我們可以説,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期間,至少沒有反知識分子的總趨勢——雖然許多被冤枉的政治犯(例如我父親)都是優秀的知識分子。一般説來,中國台灣政府對於傳統文化的普遍尊重,也無形中救了不少政治犯的兒女。在當年的台灣,只要會唸書,即使是政治犯的兒女(只要保持沉默,不亂説話)也照樣可以拿奬學金。
然而,不論台灣或是大陸的“恐怖”,只要一個人不幸受到政治迫害,不論走在哪兒,作爲受害者都同樣會處在朝不保夕的境况中。我在書中曾提到,即使後來父親已經出獄,我們家仍屢次遭到三更半夜被“查戶口”的威脅,所以心里還是有一種無處可逃的恐懼感。1978年2月我父母終于幸運地離開台灣,但在飛往美國的飛機上卻一直坐立不安,不斷地左右顧盼,生怕有“保密局”的人又把他們抓了回去。直到抵達美國的洛杉磯機場,他們才終于松了一口氣,可謂“虎口餘生”也。
《華夏時報》:你經歷了“白色恐怖”的台灣民主社會,覺得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孫康宜:從威權制度一下子改變爲民主制度,需要長時間的考驗。如果我們把台灣昨日的“恐怖”和今日的“民主”相互比較,就會發現那個差別實在太大了。今日台灣,一個人不論如何批評政府,一般都不會被抓去坐牢。
然而,我還必須説明,如果台灣要建立一個深厚而長遠的民主傳統,每個公民還得努力培養對別人和公共利益的基本尊重。換言之,除了擁有個人的權利以外,一個公民還必須對整個社會付出應有的義務。
美國的民主
《華夏時報》:通過您在美國多年的觀察,您認爲什么才是眞正的民主?
孫康宜:據我多年來的觀察,我認爲眞正的民主不但賦予每個公民各種權利和自由,更重要的乃在強調一種“公民義務”(civic
duties),那是一般公民對公共的體制和事物所應盡的服務。基于這種爲公衆服務的信念,許多美國公民都自動成爲醫院里或其他公共活動中心的“志願工作者”(volunteers).
此外,我認爲眞正的民主乃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與商議精神。所謂“商議”(negotiation)
就是除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之外,也要顧到對方和全體人的立場,所以即使對方有不同的價値觀,也得尊重他的權利和存活的空間(space)
,不可因此致人于死地。只有通過這種商議”的方式,一個民主社會才可能保護少數群體的基本利益。
從前我一直以爲這樣的“商議”方式是西方民主社會獨有的發明,但最近重讀六朝經典《世説新語》才發現,原來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培養一種人與人之間互相容忍、互相妥協的“雅量。”
“雅量”經常指一種心胸開闊、凡事能包容別人的氣度。當然“雅量”需要個人的道德培養,就如民主社會所強調的“商議”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學習。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民主社會的“商議”乃是靠公民投票來保證這種“商議”的可行性,所以更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