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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賬”也是中方的責任
文 揚
上周《中日之爭背後的文化賬》一文,提出了中日之間在近一百多年歷史中遺留下來巨大的“文化賬”問題。
然而,這筆賬之所以就這么白白欠下,並不像日本欠下中國的財富賬、領土賬、戰爭賬等那樣被屢屢提起,更不聞“清算”之聲,持平而論,日本方面固然是責任方,但中國自己這方面的責任也並不小,從某種意義上講,甚至更大。
之所以這樣説,出于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在文化上對中國的否定,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特別是在中國甲午戰敗之後,得到了中國衆多知識分子,包括一些著名文化領袖的認同和呼應。最典型者如梁啓超和魯迅等人,他們都是在游學日本期間,受到了這種中日對比學説的影響,甚至直接受到美國傳敎士Arthur
H Smith那本1890年出版在日本影響甚巨的《支那人的氣質》一書的影響,從而有了日後他們對於中國國民性犀利且激烈的否定性剖析和批判。
雖然,這種剖析和批判,在當時的情况下有着將鐵屋子里昏睡就死的人們喊起來的作用,有着重新振作自強精神、激勵尙武氣概的作用,但在不自覺之中,也成了貶抑中國、高揚日本這種“明治話語”的傳播者,相當於是協助了日本文化戰略的實施和完成。
再者,“五四”之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歸根結底是中國自身的一種現代化努力。不用説,如果中國人自己非要“砸爛孔家店”,又憑什么阻止孔家店東渡被日本人奉爲日本文化的正統?日本人曾經説過,甲午戰爭歸根結底標誌了“明治維新”對於“洋務運動”的勝利;其實,中國五四以來激烈的反傳統運動,也標誌了日本的文化維新對於中國文化運動的勝利。這一個文化上的大敗局,讓中國直到今天仍飽嘗苦果。君不見,八十多年之後今天的“國學復興”,其實只是把死馬當活馬醫罷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對於日本人自封爲東方文化的正朔、儒家傳統眞正的繼承者,中國人基本上採取了聽之任之的默認態度,即使不願承認,也已無力爭回。
回顧歷史,一百多年前,大清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以及第二任公使黎庶昌,隨員楊守敬等,都是科第出身,儒學功底深厚,能詩能文,令日本的同僚和漢學愛好者們甚爲仰慕。正是依仗着正統儒學的雄厚背景,中國的官員面對日本官員時至少還可保有一些文化優勢,甚至道德優勢;儘管不通日語,也缺乏職業外交官的訓練,僅憑藉其人品才學,也能在複雜的時局中縱橫捭闔一番。
例如19世紀80年代兩度出使日本的黎庶昌公使,年輕時爲曾國藩幕府中的“曾門四弟子”之一,道德文章受曾的燻染極深。駐日期間,訪求散落在日本的中國古籍秘本,傾其數年俸祿,編印《古逸叢書》二百卷,取得了被中日兩國所公認的學術成就。由於其詩文和學術造詣,黎在日本博得了巨大的個人聲望,離任時“餞別宴會無虛日,惜別祝頌之詞數以百計,啓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誼滌篤者竟追餞至數百里外。”以至曾有後人評説,如果甲午期間是黎公使在任,交涉決裂的局面或可挽回,戰爭至少會推遲爆發。
然而,中國在學術和文化地位上相對於日本的優勢,自甲午戰爭之後就開始江河日下。尤其是在經歷了從“技術不如人”到“政制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這個被近代史論者廣泛認同的三階段“反省”過程之後,曾幾何時還猶如精神世界擎天柱一般的中華傳統文化,在越來越暴烈和激進的革命黨人眼中,轉眼間就成了必欲摧毀砸爛的革命對象。
魯迅的一篇白話文小説,就敢把中華數千年的仁義道德論貼上“吃人”的標籤。陳獨秀的一本《新靑年》雜誌,就敢把革命的任務定爲“于政治上應揭破賢人政治之眞相,于敎育上應打消孔敎爲修身大本之憲條是也。”繼“政治制度之革命”後,中國革命的洪流毫不猶豫地逕直冲入了“政治精神與敎育主義之革命”這個“深水區”。
但反觀日本方面,這一次卻沒有像歷史上那樣向中國遣使取經,跟着中國人一起搞文化革命。自明治時代即確定下來的“和魂洋才”、“東洋道德,西洋藝(技)術”的道路被堅持了下來,以儒家道德觀、倫理觀爲思想核心的《敎育敕語》和《軍人敕諭》始終指導着日本思想文化和敎育方面的施政。就在中國人將本國傳統文化推上革命的祭壇付之一炬的時候,日本國土上卻仍然飄盪着“望爾臣民應孝父母,友兄弟,夫婦和,朋友信,恭儉律己,博愛及衆…如是,不僅可爲朕之忠臣良民,亦足以顯彰爾先祖之遺風焉”這樣的聖樂。
一上一下的結果是什么,不難想象,不出一代人的時間,就輪到中國人向日本人學習中華傳統文化了。中國的革命領袖蔣介石,在遊歷日本期間發現了一件令他驚訝不已的事情:無論是在火車上,還是在咖啡館、公園里,到處都看到有日本人在閲讀王陽明的書。受到觸動的他,回國後找來這方面的書一讀,才知道中國還有陽明學,還有如此精妙且實用的大學問。
從此以後,就到處可聞“陽明在中國,陽明學在日本”、“朱子在中國,朱子學在日本”、“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類的説法,而面對這樣的耻辱,幾十年來一直忙于“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的中國人似乎並不在乎,一付聽之任之、自甘墮落的態度。
到底墮落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人很長時間並不摸底。1972年日本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田中首相寫了一封致蔣介石的親筆信,信中解釋日本的行爲不是“爲形勢迫、爲利所誘而採取的所謂獻媚北京的短視政策”,更重要的理由卻還是文化感情,信中説,“(我國)自古與中國斯文之交深遠,國民大衆敬愛同中國大陸之社稷蒼生之情非同尋常。”
據説,此信最後的定稿者正是日本著名的“陽明學者”、歷屆首相的導師安岡正篤。爲了避免刺激台灣,他特意在結尾處將“外交關係將終結”一句刪掉,而借用了《尙書》中的用語,改成了“(日本)將儘自靖自獻之至誠而善處”。
從《尙書》到王陽明,這個偉大的文化關係,只在中日兩國之間起着作用。
自那時起至今又四十年,這期間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都有遠比過去更爲緊密的交往和溝通,其他暫且不提,若還論兩國的“斯文之交”、“社稷蒼生之情”,比四十年前是更深了還是更淺了?中日之間經貿關係越是發展,兩國民衆相互之間的反感、惡感反而日益加重,其中有沒有中國方面將中華文化傳統丢失殆盡、兩國之間的文化紐帶早已蕩然無存這個深層因素?
剛剛訪問過大陸回到台灣的謝長廷,口無遮攔大嘴放話,
“大陸根本沒什么中華文化,反而台灣保留比較多”,此話眞是對現實狀况的一語道破?也是替日本説出了一直未公開發出的心聲?
隨着中日釣魚島之爭的激化,中日關係中長期以來被人爲遮掩和淡化的深層問題也都逐漸暴露了出來。兩國百年來的這一筆文化賬,以及中國人自己欠下自己的文化賬,都絶非小事。
2012年10月19日
Jerry Wen Yang
Director
Chief Editor
The United Chines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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