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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城消息    

   

上海女婿

文:浦瑛

 

      幾年前,我們曾經見過一面。現住CANFIELD的黃小波女士近日打電話給我,説是她的媽媽歐陽翠九十歲了,是上海作家協會會員,寫了幾篇十分珍貴的優秀文章,其中有她媽媽上月寫的:憶與茅公相處的日子(寫在茅盾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日),黃女士希望能讓海外華僑們也一起分享她媽媽的作品,八月十二日星期天,我們倆家在阿唐海鮮城見面了。
       黃小波女士首先介紹給我的是她的意大利先生JACK LAPRESTA,她説,下周是他們結婚二十周年,她説她家人都叫他的先生是上海女婿,她説她自己畢業于華東師大英文系,1986年來美國,就讀于愛克隆大學敎育系,自己開過餐館,曾任大洋城中華協會會長,也曾在YOUNGSTOWN大學敎中文,現任做中英文翻譯和中國越南美國商業辦公室主任,並敎和推廣太極拳等等到至今,她做着她喜歡做的事。
      黃女士的丈夫JACK是一個典型的意大利人,生在美國,經商多年,快樂豪爽,去過中國十多次,他説:他喜歡上海,他在上海一下飛機就能感到能量,能讓人自然産生充沛的精力,他十分自豪因爲他上海的岳父岳母家的每一個成員都愛他,每次黃小波回上海看家人,他們都會提醒她千萬要帶JACK 一起回家。更讓黃小波感動的是JACK 不僅對她好,對她的家人一樣好。
     在幾年前她的父親來美國玩,十分不巧生病了,JACK 十分體貼入微照顧岳父,幫助老人洗腳,還幫助照料大小便。黃女士説她的先生帶給她一生想要的幸福和喜悅。他們結婚二十年了,新婚仿彿就像昨天,倆人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他們一家三口,女兒梅(MAE LAPRESTA)在CANFIELD HIGH SCHOOL就讀,是各門成績4.0的優秀學生,並任該校合唱隊鋼琴伴奏。梅在家中是掌上明珠,父親JACK説的我是我女兒的“奴隸”一家人十分幸福。
     在文化經濟超前發展的今天,中外婚姻越來越多,找個外國人做先生,已經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婚姻能否幸福,相互的文化認同、理解與尊重,相互的關愛與體貼仍是這種婚姻最重要的條件。這里華報衷心祝福所有的女士們都能像黃小波一樣,找到一個關心愛護自己和家人的好女婿。
   伊利華報祝賀黃小波女士和JACK LAPRESTA結婚二十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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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與茅公相處日子

(寫在茅盾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日)
歐陽翠

本文作者歐陽翠(90歲,中)與家人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從國外回來,途經北京,特意前去看望了茅公的兒子韋韜和他的夫人,談話中説及三年後便是茅公—百歲誕辰,不想三年一晃便過去了,今年十月四日便是茅公誕生一百歲的紀念曰。
     回憶五十年前,我和孔另境等去碼頭迎接從香港歸來的茅公夫婦,八年抗戰,他們經歷了不知多少風風雨雨,終算勝利地回到了他們久別的第二故鄉—一上海。
      當晩,我們在乍浦路軍之友社爲茅公夫婦洗塵,這是我第—次和茅公見面的日子,那天參加宴會的還有孔另境、傅彬然先生。看着茅公旅途中面容上露出的疲勞,—時都找不出適當的話題;我們便隨便問及香港的生活情况。茅公便風趣地和我們談開了,説在廣州時遇見—位信奉多妻主義的老人,他很隨便地把老人的“宏論”講給我們聽:“這老人自以爲自己是個統治者,他把妻妾當作自己的下屬。他的年紀已有七十多歲,妻妾一共有十幾個,而都是用一種招募志願兵的方式娶來的。”茅公用—種詼諧的語調講着,並伸出右手,蹺起了三個指頭,“在應徵人選之前,他要把一張“三不主義”的紙條交給那些女人的,那就是:一,不許浪費,我雖富有,但每月用度都有定額,二,不許妒嫉,因爲我每隔若干年必須娶妾一人,三,如果是自動脫離我家的,即不得再入我家門,據説這“三不主義”先讓女方考慮幾天,如能遵守,即娶來爲妾。”據説這老人生日慶祝的那天,兒女排了隊來祝賀,他讓二,三十個兒女排隊自行報名字……
     説得我們都大笑起來,一下子整個氣氛就顯得非常活躍.什么拘束也沒了。晩飯之後,我們一同回到大陸新村6號,從此我與茅盾夫婦做了兩年半的鄰居。
      茅盾夫婦回到闊別了八年的上海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到大陸新村來訪的文化界人士、新聞記者絡繹不絶。住在隔—條馬路的郭沫若,他和穿了—身海昌藍的布旗袍,剪了短髮的夫人于立群是茅公這里的常客;還有田漢、安娥也住在不遠的戲劇學院宿舍永樂坊,他們都是一起從重慶回來的老朋友。也有留在淪陷區的久別的
      親朋好友,以及—些特地從外地趕來看望茅公的作家。給我留下印象很深的還有著名的民主人士鬍子嬰女土,她經常披一條大而長的蘇聯式的羊毛大圍巾,穿着高跟鞋,“篤、篤、篤”地來到二樓,她是茅公夫婦的老朋友,連茅公家的老保姆也和她很熟悉。
       大陸新村6號從此熱鬧起來,信箱的壓力越來越大,郵遞員每天投放上一大堆信件和稿件,送報的人來來去去就有十幾個,全國各地每天的報紙差不多都送到了,信箱容納不下,七倒八歪丢了一地,茅公每天—大早,穿着睡衣,拖着拖鞋,第一件事就是下樓取報紙,只見他小心翼翼地將報紙從地下揀起來,抱了一大捆走上樓去。
      報紙拿來以後,他就和衣躺在床上,架起一副眼鏡,從容而仔細地閲讀着新聞,評論以及副刋上的文字,然後把用紅筆在標題上打圈圈的文章交給他夫人去剪貼,我看見一大叠、一大叠的剪貼資料堆積在他書桌上,來往的信件也分別揷在墻上一個用藍布做成的信揷里,據説這信揷是他母親親手縫製的,茅公帶着它走了大半個中國。
      剛來上海的兩個月里,茅公白天眞沒有空寫文章,來訪的、來約稿的,還有請他去演講的不計其數,他經常對別人説:“我實在沒有時間!”希望組稿人原諒他的苦衷,有時他也不便拂逆友人的好意,只好在晩上,睜大疲倦的眼睛,在暗淡的燈光下,把—篇篇文債還清。
       在茅公的一生中,他總是不斷地創作、編輯、輔導靑年人,他對靑年人愛護備至。當時我曾向他求敎有關創作上的一些問題,他談了很多。
       有一次,我和茅公討論寫長篇小説的問題,他誠懇地説: “我個人創作的經驗是這樣的,我往往是先寫好一個詳細的幾乎等於全部小説的“縮本”那樣的“大綱”,或者一篇記録着那小説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發展’的詳細的‘提要’,而實際的寫作就是把‘縮本’似的大綱或提要加以大大的擴充和描寫。”茅公還送給我兩本趙樹理的著作:《李家莊的變遷》、 《小二黑結婚》,啓發我從事創作生活面要寬廣、視野要擴大。他説,生活中有微笑,也有眼淚,但這些都是正常的,主要是要看你怎樣去表達它,因此你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去辨別,分析生活中的是與非、眞與僞、善與惡。這些敎晦使我一生受益不淺。
      那時,我住在三樓唯恐影響茅公的工作和休息,經常把兩個孩子關在樓上,不讓他們去打擾茅公。當時我的淘氣的小弟只有兩歲,第一次我帶他去茅公房間,他就指着要茅公桌上銅制的小熊玩,我正攔阻他時,茅公已經走了過來,親自把小熊遞拿給他,並且詼諧地説: “它和你一樣,又胖又好玩。”
      當時我還不能理解他爲什么如此喜歡孩子,後來瞭解到放在茅公桌上的那只湘妃竹相框里的少女照片原來是他女兒沈霞的遺像,這張照片一直陪伴着茅公的身邊。
      據説他的女兒當時在解放區,因一次行軍流産,手術條件很差,不幸去世。茅盾夫人談到女兒死時,輕聲輕氣地嘆息着:“我們女兒的死,不過是千萬個不幸者中的一個吧!”這事當時未敢及時吿訴茅公,這張照片是她留下的唯一紀念品,茅公一直珍藏在身旁,寄託對女兒的懷念。
       就在這張書桌上,茅公翻譯出版了蘇聯的小説《文憑》、《團的兒子》,他主編的《文聯》稿件和校樣經常是由葉以群同志騎着自行車送來給茅公審閲的,之後他又負責編輯《大地叢書》,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版過洪琛的《詩的念詞和朗誦》,茅盾的《時間的記録》等……
      往事歷歷在目,如今已過了半個世紀,我們在懷念偉大的革命文學家茅公百歲誕辰的日子里,要更好地學習茅公一生爲革命的偉大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邁進,爲當代中國的文學園地開出更絢麗的花朶作出自己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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