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城消息

師生情牽一甲子

　在中國古代曆法中,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順序兩兩相配,組合順序便是:甲子,乙醜,丙寅,丁卯……癸亥,共六十個組合,稱六十甲子。於是乎,60歲便稱爲“花甲”之年。“一甲子”也就成了60的代名詞了。人的一生中所經歷的能用“甲子”作爲單位來計算的事眞是微乎其微。今年2016,我突然想到,和我初中班主任吳老師的師生情誼居然可以稱一甲子了:命運之神總是讓我們在撲朔迷離的經歷中跨越時空而交匯、情牽……
　　2015年5月,在多倫多不斷收到九十高齡的吳老師及六十多歲的小女兒從美國克里夫蘭打來電話,吿知吳老師近來咳血住院,肺部發現腫瘤,情况危殆,並要和我們商量是回中國還是留美國。多年來她有大事總是和我及我的妻子商量。我們打算前去看望,並傾向于她留在美國,克里夫蘭有美國一流的醫學條件。吳老師最後決定回國,因三個女兒均在安徽蚌埠,而且還有一個外孫是一家醫院腫瘤科主任。我們得知,立即前去克里夫蘭給他們送行,這也正合她及她女兒的心意。她在美國外地的兒子來不了,有我們在,他們辦理登機等就放心多了。
　　20日我們從多倫多開車前往克里夫蘭。下午三時許抵達克里夫蘭亞裔老人公寓,吳老師當日上午已出院,準備次日登機回國。在短短相聚的幾個小時里,她女兒忙着整理東西,“比打仗還忙”。吳老師已經意識到,這一走亞裔老人公寓就回不來了,能否回美國都很難説了。這時她想的是,把十幾年來積攢下來又帶不走的東西送給我們和老人公寓里的朋友們。我們接受了她的一幅美術作品。
　　第二天一早不到5點,我們從旅館就去了老人公寓,和敎會的幾個朋友一起把吳老師送到機場,並幫着辦理登機,讓機場安排輪椅優先登機。我用英語寫了一個在機上“萬用”求助的紙條,讓他們隨身帶着。妻子在吳老師身邊交代着、安慰着,一直到安檢口,目送她離去……
到克里夫蘭給老師送行
登機前,妻子再次叮囑
　　時光如梭,從我們第一次去克里夫蘭看望吳老師已經十多年了。我是于92年第二次出國去美,後來移民加拿大的,很多年沒回國了。千禧年到來,我給吳老師發了賀卡並吿我的地址電話,寄到蚌埠。幾個月後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吳老師的電話,是從美國克里夫蘭打來的。説她又來美國了,而且辦了緑卡。多虧她在國內的女兒把賀卡轉寄到美國,從賀卡上看到我的電話號碼。一張賀卡往返“飛越太平洋”把我和老師又牽到一起。
　　我當時對克里夫蘭沒有太多概念,上網一查,離多倫多不到500公里,開車僅四五個小時。這下可眞讓我喜出望外。從此有了我和妻子頻繁的俄亥俄之行,有路過也有專程,只要有可能就用冰桶給她帶點小籠包等她喜歡吃的。她對我妻子也很親,視如己出,每次都要送點覺得自己穿太花俏的衣服給妻子。我們也安排她來多倫多兩三次。卡薩羅馬城堡、湖心島和大瀑布都留下了吳老師的足迹。吳老師在我們多倫多家中吃到了“筒蒿菜” (克里夫蘭難買到),還有我拿手的葱油餅,她特別喜愛。
　　讓她感到最高興的,是在多倫多看到了我上班的地方,讓我給她在“MOTOROLA”落地的大牌子(Victoria Park Ave & Steeles Ave)下留了影。當時摩托羅拉如日中天“紅得發紫”,她看到學生能“打入”其中,好像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實我也就是一個普通的“Senior Engineer”。當然,我在50好幾的“高齡”,又沒有北美學歷的條件下,能“混”進去確實也不容易。

2006年時的吳老師

　　2004年我們去克里夫蘭看望吳老師,一進她家門,就給我們一個驚喜——吳老師親自做了一個蛋糕,上面揷着蠟燭並寫着“華磊花甲“,那年我正好六十歲。吳老師眞是有心人,她對我們的子女,包括外孫女,個個都叫得上名字,還不斷瞭解他們的近况。
　　在北美這段和吳老師密切接觸中,吳老師的好學精神令人敬仰悅服。她始終堅持“與時俱進”。不僅像一般老人那樣學繪畫、學跳舞,還搞上了電腦。爲能看到E-mail包括我寫的遊記和文章,她買了一個很不錯的筆記本電腦。我每次去,不僅要解決她提出的問題,還要忙着幫她更新調試設備。我還在網上訂購,直接給她發去了DVD機和電腦漢字手寫板。
　　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末我和吳老師聯繫上,也是有戲劇性的。1958年我隨父母離開蚌埠後,幾十年和吳老師再也沒有機會見面。那時且不説五六塊錢的車票就相當半個月的伙食費;而且哪能顧得上去見老師?在“大煉鋼鐵”、“三年困難”中上了高中考大學;又在“防修反修”、“搞四清”、“階級鬥爭爲綱”中上了五年制無線電專業;即將畢業時又“幸運”地遇上了史無前例 (名符其實!)的文革,拖了兩年分配(成了七年制),被“發配”到新疆克拉瑪依油田,那個“連鳥兒也不飛”的地方,去“爲祖國獻石油”;以後又當電工好幾年(在安徽淮南一機械厰),經歷了世事滄桑,飽嘗人生之路的崎嶇蜿蜒。直到1990年,初中同學爲吳老師65歲生日在蚌埠搞聚會,才和我聯繫上了。他們知道我在安徽大學敎書,是吳老師吿訴的。原來,吳老師1988年到美國探親,在她兒子攻博的學校圖書館里,看到了來自中國的一份中文雜誌“神州學人”。上面恰有一篇介紹我的短文和我的照片,知道我75年調到母校任敎,84年去美國進修,並于86年回國了。這眞是一本雜誌爲我們搭起了一座橋樑。那次聚會見面時,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時光荏苒,我們已經三十年未見了。師生相見情誼純眞依舊,久別重逢有聊不完的話題。同學們笑談當年求學時光,情意融融,場面溫馨。
　　我是1956年上初二時成爲吳麗嫻老師學生的,我家從南京遷到蚌埠。吳老師是班主任,敎我們生物。吳老師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推薦我,在學校少先隊改選時,我任全校的大隊長,還是學校“生物角”的組長。吳老師講話帶南京口音,我聽起來特別親切。我們班同學來自不同家庭,有本市居民,有蚌埠周邊縣農民;還有我們幾個,家長是直屬國務院治淮(治理淮河)委員會的高知或幹部。那時吳老師已有三個女兒,家務繁重。她儀表端莊、溫文爾雅。不但把生物這門“副課”講得深入淺出、生動活潑,而且對我們循循善誘、噓寒問暖、關懷備至。對我的成長可謂德厚流光,成爲影響我一生的啓蒙老師。吳老師不光是對我一個人如此,今年我從同學張威即將出版的書稿中得知,吳老師還幫他交過學費。那時,農村住校同學家貧窮,至今我還記得冬天他們腳穿草編的毛窩子(底是塊木板),兩手對抄在袖子里的樣子。不少都是我的至交。
　　我感覺我們這個班和吳老師最親,去年又聚會慶賀她九十大壽。在最近十多年和吳老師在北美的互動中,親耳聽到吳老師訴説了許多當年的遭遇。我才領悟到,那時正是她蒙受人生最大磨難的時候。她的痛苦回腸百轉,卻只能含悲茹痛,深深地埋在心里,把情感全部投注到對學生的關愛和培養中。這使我對吳老師的崇敬又得到了升華。
　　吳老師也是從南京到蚌埠的。她的丈夫曾就讀過黃埔軍校晩期,49年後留在大陸,有了工作。在蚌埠這個不大的城市里,居然“窩藏”着一個“黃埔”的,必定是在劫難逃。在我就讀初中期間,他被“揪出來了”,因有“反黨言論”,又有歷史問題,成了“反革命”而入獄。一次他要被押解到外地,託人帶信要吳老師設法給他弄點糧票。吳老師得知後,非常猶豫,最後攝于政治壓力,又考慮到幾個孩子的前途,萬般無奈沒有敢去送糧票。不久丈夫死在獄中,至今不知屍骨何在。文革後得以昭雪,並發了幾百元補償金。看過陳道明演的電影《歸來》後,吳老師在給我的E-mail中説,“能夠歸來的人是幸運的。如能夠找到殘缺的屍骨,多少也有一點心安。我都試過,不堪回億,又無法忘卻,只是痛,撕心的痛,流不盡的淚......”。爲糧票的事,吳老師後悔了一生。我和妻子再三寬慰她,這是不是她個人的錯,也不僅僅只有她一個人交此厄運,糧票就是送去了又能這樣?
　　丈夫“走”後,吳老師生了一個遺腹子,是個兒子。那時吳老師也只有三十多一點,從此守寡……
　　眞是蒼天有眼。她的兒子從小沒有父親,但很爭氣。改革開放後,一舉考上名牌大學,接着到科學院一硏究所工作,後來去美國留學讀博,移民美國。這才有了我和吳老師北美相會的奇緣。

　　言歸正傳,2015年吳老師回國後,得到女兒們和第三代的細心照顧,肺部惡性腫瘤得到了控制,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當年11月份我回國時,特地去蚌埠看望了她,現在乘高鐵從合肥去蚌埠只要不到一個小時,路費對我來説已可忽略不記了。她的女兒在家里燒了一桌家常菜,請來我的同學作陪。吳老師知道我最不喜歡去飯店大吃大喝了。問起病情,吳老師吿訴我,是一種印度出的抗癌藥正好對上號了。
　　我一直用E-mail或電話和她及她女兒聯繫。不久前,她女兒説,吳老師身體還不錯,居然長出些黑頭髮。最近吳老師用上了智能手機,開使用微信和我聯繫了。她想用視頻和我通話,可惜,我的耳朶不爭氣,她也早已用上了助聽器。正如妻子所説的,“兩個聾子”通電話是很有趣,也是很可憐的。她女兒便成了我們的“中介”,不斷讓我得知吳老師的情况,並及時地讓吳老師讀到同學們及我寫的文章和遊記,看到照片。
　　在新年來臨之際,回首往事,正是“六十載風雨砥礪,一甲子歲月如歌”。祝吳老師繼續康復,邁向您人生的“二甲子”!
　　　張華磊 2016/12/12 于加拿大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