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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麟斌:試論可持續發展與福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華人號:華人頭條-薈萃文坊作者趙麟斌

(趙麟斌先生爲福州市鼓樓區委原書記、福州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兼文明辦主任、福州師專原校長、閩江學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博士、二級敎授、博士生導師。)
【編者按】不久前福州首次被聯合國評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五個城市(中國唯一),作爲在福州政界、敎育界服務四十多年的趙麟斌先生欣慰之餘,又感嘅萬千。25年前他在職就讀于福建師大經法學院時所作的畢業論文即《試論可持續發展與福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導師陳徵、郭鐵民敎授),該文全文刋登在《中國改革報》1998年11月28日,同時發表在《福州師專學報》2000年4月第20卷第2期上。此後他又撰寫了《論中國經濟建設與可持續發展》一文,發表在《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2月第20卷第1期上。這些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術成果能夠應用到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中,作爲學者的他,也可欣慰與釋懷。
今天,我們重新編發這兩篇論文,除了富有紀念意義,也能對探索今後的新的發展有着一定的借鑒意義。祝願我們偉大的祖國日益強大,福澤人類。
摘要可持續發展是當今世界對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所提出的重要課題。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由此出發,可以對福州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作一總體評價。
一、可持續發展是當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
(一)可持續發展的深刻意義
   自“國際環境和發展委員會”1978年正式使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1980年聯合國大會向全世界發出“必須硏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係,確保全球的持續發展戰略”的呼籲以來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就引起了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高度關注。但其後的一段時間人們並未在該問題上達成較爲一致的認識。1989年5月聯合國環境署第15屆理事會通過的《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聲明》認爲:可持續發展,應當是指旣能滿足當前的需要又不削弱子孫後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一種發展;可持續發展它應該包括子孫後代的需要、國家主權、國際公平、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自然資源的基礎、生態的抗壓力、環境保護與發展相結合等主要的內容。至1992年6月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成爲大會的指導方針,而且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是當代人類發展的主題。這次會議不僅充分地體現了國際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宣言所提出的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而且也標誌着人類和社會的發展在當代進入了可持續發展新的實踐歷程。
   雖然,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開始了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認識和實踐的探索,但我國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較爲普遍和較爲廣泛使用的是持續發展的概念。到1994年我國國務院通過和發表《中國21世紀議程》之前,在沒有明確地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確定爲“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的環境基礎”之前,應該説我國沒有闡明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及其對策。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綱要的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八屆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的綱要》,把實現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轉變爲市場經濟體制,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變爲集約型的增長方式;把科敎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一起列爲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基點,並將其作爲我國實現跨世紀發展戰略的關鍵性措施,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及其所包含的主要內容才較爲全面、系統的被普遍地認同和接受。
   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戰略。確定、實施並要實現這一戰略,就要求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容和基本要求有一個深刻的瞭解。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組成內容中兩個旣相互聯繫又相互作用辯證統一的內容。一般地説,經濟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因爲它不僅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經濟與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社會的發展和經濟與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則是經濟發展的目的與結果。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理解,經濟的發展,要求我們不單純謀求國民經濟的增長,要求我們不能只追求短、中期的社會總供求的平衡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相對穩定,並以此作爲實現經濟發展的手段與目的;而是要求我們在前述的基礎上去謀求經濟的增長和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從而實現經濟和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同經濟發展相互聯繫着的社會發展,它應該包括有其自身特性的以下主要內容:控制人口、減縮貧困、發展科技敎育、保護環境、勞動就業、社會保障、衛生保健、民主與法制建設等等。
   可持續發展作爲一種發展的觀點、思想,旣是人們對發展實踐的總結,也是人們對新的發展實踐的一種構想。可持續發展觀的産生和確立,表明人類對社會歷史的發展認識更加深刻了。
   首先,可持續發展觀反映了人們對自己以往所走過的歷程和今後所要尋求的發展道路認識的深化和發展。它表明瞭人們對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後所走過的道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識到了工業革命以來取得的空前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的奇迹,是以沉重的社會體系、生態體系的損失代價爲前提的;原來的發展道路僅僅是通向必然王國的途徑,它在本質上説是一條非持續的發展道路,不能再繼續地往下走了。否則,至少將導致人類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漸進性的全面惡化。所以,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一條與傳統的工業文明發展不同的、全新的發展道路。找到並踏上這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應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
   其次,可持續發展觀並不是單純地反映了一種發展狀態和發展的目標,僅僅重視現有發展成果及其積累,它同時也強調了這種發展趨勢的持久性和未來發展的機會與能力,更加地重視社會財富廣泛的來源。可持續發展無論作爲一種思想,一個戰略或是作爲一種發展的模式,其根本的要求都是力求保持並造就一種可以持續發展的機會和能力,以保證社會的發展具有長期的乃至持久發展條件的潜力,並作爲最終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已經用大量的事實證明瞭工業文明後以往的經濟活動與社會發展行爲,是一種最大化的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把GNP 的增長速度作爲評價社會福利的綜合性指標與國民生活和可能達到的素質的衡尺,似乎有了經濟的增長和高速的增長率,其他的社會發展的要求就一切都有了滿足的條件。這只是一種片面的認識。這種認識會導致在經濟實踐的活動中使經濟增長要求的生態環境代價和社會成本很可能要遠遠地超過人們得到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效益,至少從一個不間斷的動態的角度上分析這一判斷是可以成立的。令人欣慰的是,這種效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模式已被發達國家界定爲“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在我國也已被較爲廣泛地認同。
   事實上歷史的辯證法總是客觀公正地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作用的。當我們今天進入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較爲快速的時期,正視了“非持續發展”以巨大生態代價和沉重的社會成本所換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冷靜地思索一下就會發現我們並未眞正地解決現實中普遍存在着的“不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因此,有效的克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缺陷,探尋並走上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的健康的發展道路,就應成爲當前實踐中的重大課題,對於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就顯得更加具有重大實踐的意義。倘要眞正地保證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的發展,就應當解決好現代社會發展中的經濟發展的速度、效益的最大化與最大限度的降低生態代價、減少社會成本的協調和結合。因爲,可持續發展觀的産生、實踐的選擇,是在人們認識到原有的發展模式已經逐漸地,甚至某些局部快要完全地喪失其存在的基礎後,所能做出的正確的抉擇。所以,對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這樣一個旣帶有普遍性又具備全局性意義的問題,對它所涉及的主要經濟、社會、自然領域的各個方面,我們都應該在實踐中認眞地加以硏究和探討。
(二)可持續發展的特點
   正確的確定並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引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個文明”建設走上健康的發展軌道,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對於從長遠的全局的意義上保證實現我國“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對於保證實現局部的、區域性的、短中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奮鬥目標規劃,同樣具有極爲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特點,必須有一個較爲清晰地認識,才能使我們的實踐自覺而不盲目。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特點,可歸結爲下述四個方面:
   首先,經濟的發展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內容。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關係在當代日益密切,可持續發展應該是生態的、經濟的、社會領域三者統一的全面發展。從《中國21世紀議程》確定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表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與之保持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的環境基礎”中,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可持續發展具有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的、綜合系統的、運動着的可持續性。在可持續發展整體的系統運行中,其基礎是以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爲主要內容的可持續性;其主導的內容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社會的發展旣是目標又是動力或保證。因此,在認識可持續發展的三個主要的組成內容時,在認識三者之間的統一性時,還必須把握住經濟發展在可持續發展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與作用,儘管這種主導地位與作用是建立在與其他兩方面可持續性相互適應和協調發展基礎上的。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眞正地把握住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系統中諸多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
   其次,經濟發展在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是有條件的。現代的經濟增長的任務不是單純地去創造一個以速度表現出來的形式上的發展,而是考慮如何降低甚至要解決不以付出生態環境和長遠的經濟發展的效益代價,去實現經濟的增長和消費的提高,力求達到經濟發展的適度性與持久性的統一,使經濟的發展旣能保證當代人的社會生活需求,又能保證後代人的社會生活需求也得到持久的滿足。經濟的發展應該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和相協調,不僅需要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環節、各層次的相互協調,而且要使這一系統內部的協調性建立在生態環境良性的循環基礎上,經濟的發展一定要嚴格地控制在生態有支撑的承載能力範圍內,達到經濟的發展能保持其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相互協調發展的狀態。經濟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依靠科技進步、科學管理、結構優化、集約經營等基礎上,在控制和提高經濟運行質量的同時也必須優化和提高生態環境、資源的質量以及利用的效益,不斷改善和提高國民生存和生活的質量,以實現經濟發展效益,生態環境效益,社會生活效益的最大化的優化組合。因此,經濟發展雖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系統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但其發生作用的程度、方向是有條件的。只有在把握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系統中佔主導地位因素的同時,又把握住其發生作用的條件,我們的認識才可能避免片面性。
   再次,可持續的發展是經濟的、社會的、生態的三種可持續發展相適應、協調與統一的發展。僅僅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看成是可持續發展的主導因素,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看成是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把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看成是可持續發展基礎的靜態的觀點,也還是不夠全面的。當代實踐已證明,可持續的發展是生態的、經濟的、社會的三者動態的相互協調發展的有機統一:即可持續發展是以生態、環境等因素爲基礎的可持續發展;又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爲主導推動社會進步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又爲生態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能與保證。因此,在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硏究和實踐操作中,上述三者的可持續發展之間相互聯繫、互爲協調驅動的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是我們在認識可持續發展問題時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的又一個重要的內容。
   最後,對可持續發展的認同,不能代替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客觀上存在的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差異性。今天,雖然無論是東、西方國家,還是南、北國家在可持續發展觀所包含的基本內容及其相互間的關係問題上沒有更多的認識的差異,但在其外延上,卻顯然有着較大的區別。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制定、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旣定的前提性差異,即已有的生産力基礎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馬克思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類始終只能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爲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能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産生”。[1]所以,我們在分析、硏究、借鑒發達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時,旣要認眞虛心地學習他國的成功經驗,又不能盲目地照搬;而在制定和實施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戰略時,必須實事求是的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從我國已有的或正在形成的綜合實踐能力的實際出發,來設計和實踐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只有這樣,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才可能在正確的、健康的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實踐過程中順利地發展。因此,我們還必須對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做必要的硏究與探索。
二、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
(一)把握歷史的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是制定、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出發點
   鄧小平同志認爲,中國是一個在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的東方大國的歷史條件的基礎上,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我國已經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但同革命導師在一定歷史條件所做的原則性的科學預想的社會主義有差別;我國的社會主義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基本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因此,他要求我們考慮中國的事情,辦中國的事情都不能脫離這個“實際”。“我們現在干的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2] 鄧小平同志要求我們,在中國眞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只能從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而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不能從這樣那樣的外國模式出發,更不能從對馬克思著作中個別論斷的敎條式理解和附加到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某些錯誤論點出發。
   經過20年的現代化建設實踐,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中,有許多制約和影響我國現代化事業,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尙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因此,在制定和實施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時,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狀作爲客觀的依據,我們才可能把握住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基本的要求,才可能在實施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根據新情况、新問題、新任務對其進行及時的、適當的調整,才可能保證其制定的正確性和在實踐操作中的準確性。
(二)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主旋律
   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中心環節是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必須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力求走出一條旣有速度又有效益的經濟增長的路子,始終把實現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作爲促進社會進步和全面發展的基礎性工程,並將之確定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心任務。他認爲我國是一個建立在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基礎上的大國,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保持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的發展,在有條件時要爭取發展的快些,力爭幾年就上一個新台階,這一要求應該成爲我國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中心內容,除了象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外等意外因素,任何時候都要堅持這個中心,動搖不得。他多次反復地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3]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經濟的發展要搶時間、趕時間,一天不躭誤,不然就要被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遠遠地甩在後面;而且搞經濟建設,抓發展的速度必須一心一意、專心致志、聚精會神,絶不允許再分散精力。在1992年春天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再次強調指出:“ 發展才是硬道理”,[4] 我們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5]可見,抓住時機、發展經濟,並尋求加快發展速度的有效途徑,是鄧小平理論體系中關於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重要的戰略思想內容。
   鄧小平關於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中心是經濟的快速、持續、健康發展的思想,爲我們黨在世界格局出現多極化發展趨勢時制定我國的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了強大理論指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的建議》指出:綜觀世紀之交國際和國內形勢,我們有着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着嚴峻的挑戰。雖然在前進中還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困難,但總的來説,“今後15年我們有充分的條件實現經濟的較快增長,必須抓住機遇,珍惜機遇,用好機遇,加快發展。”[6]
(三)“兩手抓”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方針
   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方針是必須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文明相協調共融、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一起抓,在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大力促進社會文明的進步。鄧小平同志始終把生産力的可持續發展作爲我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中心任務,但同時也強調要重視生産關係的社會關係方面的可持續發展,並努力地促使生産力和生産關係兩者在可持續發展上有機統一的實現。他始終認爲,這是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國不同和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和區別于其他社會性質發展中的國家,所具有自己特色和特點的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在鄧小平同志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中,明確地提出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想與要求,並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爲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作爲我國經濟建設和現代化事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認爲,這一思想的精華主要在于,把在落後的經濟、文化歷史基礎上誕生的社會主義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經典著作家們所設想的脫胎于發達資本主義歷史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加以客觀的、嚴格的區別;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計劃調節與未來社會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社會直接佔有的産品經濟條件下的計劃調節加以客觀的、嚴格的區分,衝破了人們對傳統的、本本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的崇拜和對市場經濟的束縛。同時,這一思想義無反顧地要求我們應當充分地學習和借鑒,吸取和利用被發達國家長期社會化大生産條件下證明,是切實可行和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這一現代社會調控經濟運行的模式,並以此爲契機,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産力和促進生産力的發展,加快我國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進程。這一思想不僅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客觀規律及其發展的趨勢,應當説也揭示了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及其發展的趨勢,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創造性貢獻。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選擇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也承負着社會層面上客觀存在着的、仍在滋生和蔓延的社會問題的代價。就市場經濟對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和對社會進步的影響而言效應是巨大的,因爲這是一場深刻而又廣泛的社會變革實踐。這當然要對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同樣地將産生巨大的衝擊。而且,由於市場經濟自身有着的弱點和可能産生的負面消極影響,客觀上也必然地對社會思想道德領域、文化領域、社會心理的層面産生影響。這一切,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問題擺到了我們面前,提上了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議事日程。正是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和産生這種矛盾碰撞,又要求我們必須處理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兩者協調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以其敏鋭的時代感和深邃的洞察力,向我們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精神文明體系建設對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的保證和促進作用。其主要思想大致可以歸納和簡括如下:即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抓經濟建設、抓改革開放、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另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抓政治思想工作、抓法制建設、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和各種刑事犯罪、抓懲治腐敗。[7]
   鄧小平同志始終認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方向的保證,同樣的也是不可動搖的。他曾説:“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沒有理想,沒有紀律……我們的建設怎么能夠成功?”[8]要團結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這是因爲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它不僅是經濟發展繁榮的社會主義,也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和發展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深刻闡明瞭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必須和社會文明進步協調發展的規律,對於保證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保證。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擺在了重要的戰略位置,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高到了我國中、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規劃中更加突出的地位。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同社會主義其他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而且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在一起”。黨的十五大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跨世紀戰略總體設計時要求:“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經濟體制的改革要有新突破,政治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入,精神文明建設要切實加強各個方面相互配合,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9]這表明,我們黨對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戰略地位和歷史作用有了正確的認識,已經牢牢地把握住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精神文明協調共同發展的客觀規律。
(四)科敎興國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
    在鄧小平的理論體系中,走科敎興國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是一個重要的思想。他認爲我國的經濟和社會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就必須把加快科學技術的進步,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位置上,要充分地認識和重視科技的進步在當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因素,就應當使經濟的發展眞正地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在當代,尤其是80年代後,我們看到了一個顯見的事實,這就是以科技實力和知識總量爲焦點支撑的國際性的經濟競爭正決定着世界上每個國家未來的地位和命運。早在一個多世紀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已經從技術革命導致産業革命的歷史事實的分析中,闡述過科學技術對於生産力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應該具有生産力的性質。雖然在那時科學技術對生産力的影響遠非今天如比巨大的作用,但他們已經敏鋭地洞察到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革作用,他們不僅把生産力看成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力量,而且強調了“生産力中也包括科學”。[10]
   鄧小平同志在國際潮流形成和平與發展主流的背景下,洞察了當代的世界從政治冷戰進入經濟熱戰的現實,他清醒地意識到在當代科學技術對於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競爭力的增強有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同時認爲,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體現爲科技水平的較量對我國來説能否在這樣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性的戰爭中經受住嚴峻的挑戰,關鍵的是能否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科學技術,並以此推動生産力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在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上,鄧小平同志就精闢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産力”[11] 的論斷。其後,他反復吿誡我們:“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12]“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産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説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産力”。[13]這一思想的提出,爲我國以後確立和實踐科技興國道路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了極爲寶貴的指導思想。鄧小平關於中國的發展要靠科學的思想,不僅爲我們提供了走科敎興國道路的指導思想,而且也極大地豐富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寶庫、作出了新的貢獻。首先,他認爲科學技術必須與經濟建設相結合,科技體制改革是爲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系統工程,是解放生産力的深刻而又廣泛的革命。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經濟體制、科技體制,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爲瞭解放生産力。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14]其次,他認爲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是先進生産力的開拓者和實踐者,不僅是我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且是我國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力量。要重視人才問題,要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尊重他們的創造性勞動,並爲他們切實地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再次,他十分關注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時刻注視着科技進步的走勢,要求我們在把科學技術作爲第一生産力時,一定要“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15]。他指出:“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産業的發展”。[16]“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們也越高興。不只我們高興,人民高興、國家高興”。[17]這都充分地反映出鄧小平同志作爲杰出戰略家對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準確把握和對科技對於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巨大作用的準確的揭示。
   正是在鄧小平同志把科敎興國戰略思想作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的思想指導下黨的十五大在制定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跨世紀戰略目標時,作出了“實施科敎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正確決策,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科技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把加速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加重視運用最新技術成果,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18]新任國務院總理朱基同志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也鄭重地宣佈:“科敎興國是本屆政府最大的任務。……我們有決心進一步把科敎興國方針貫徹到底。”[19]這表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國的發展要走科敎興國道路的思想,已經在指導我國第三代集體領導的實踐中有了新的發展,對於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現意義是重大的。
(五)提高國民綜合素質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強調人自身的發展是其可持續發展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許多國家在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都積極地探索、挖掘、利用人類自身的知識和智慧的資源。這就導致了一個現代社會以知識和智力資源爲基礎的社會文明趨勢的形成。不僅以滿足人的需求和發展要求爲價値取向,又以人的知識和智力資源開發利用爲基礎,以人與自然和社會統一協調發展爲核心內容的可持續發展的構想爲實踐,已成爲世界各國制定和實施可持續戰略十分關注的重要內容。因爲,人的實踐能力的提高和實踐成果的積累,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新內容的基礎,已經爲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認同。
   在這種新情况和新形勢面前,鄧小平同志認爲:“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説,關鍵在人”。[20]他強調説:“靠講空話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怎么上得去?”[21]提出和構想以人的發展爲重要內容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具體豐富與發展,也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這是因爲:首先,硏究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和一貫的主張,人的問題是正確的理解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動力諸關係問題的焦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探索始終都貫穿着對人的問題的思考,並認爲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社會關係的本質、基礎。它的兩個基本的特點是:一是在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生産力與人聯繫起來,認爲生産力的發展也是人本質力量的發展;二是把人的發展同社會歷史的發展聯繫起來,認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實現保證社會生産力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的全面發展,並且認爲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價値目標。其次,要在當代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並保持着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國民綜合素質的提高做基礎是不可能的。因爲國民的綜合素質是人們的體力、智力、文化、科技、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諸多因素的總和。從我國的實際情况出發,尤其是在科學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方面,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在參與國際競爭的實踐中,越來越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在我國要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順利地實現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奮鬥目標,就要認眞地硏究和解決好人的自身素質不斷提高的可持續發展的任務,這不僅是可持續發展本身所要求的旣定目標之一,也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保障條件之一。提高我國國民的綜合素質,旣是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問題的需要,也是解決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經濟與社會關係問題的需要。鄧小平同志説:“我們國家,國力強弱,經濟發展的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敎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優勢,再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就有把握達到”。[22]從我國目前的狀况看,國民的綜合素質的狀况和提陞的速度同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有着相當大的差距。所以,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作爲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和要求,作爲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實現目標的世紀性工程。
(六)人口、資源、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在鄧小平理論的體系中,重視人口、資源、環境等因素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的基礎性作用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內容。他要求我們在制定和實施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時,要十分重視把控制人口的增長、合理開發和利用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來,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的增長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同志經常吿誡我們:我們國家大,“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23]只有長期奮鬥才能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國對人口的增長實行嚴格的控制,是從我們的切身利益出發的,這是中國的重大戰略決策。“我國地大物博,這是我們優越條件。但有很多資源還沒有勘探清楚,沒有開發和使用,所以還不是現實的生産資料”。[24]認眞領會這些重要的論述,把握關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要同人口、資源、環境關係的戰略思想,對保持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有着重大的意義。
   經濟的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如何協調地相互適應的發展,是當今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對我國來説,隨着工業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和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後,人口的迅速增長、資源低效率的大量使用造成的浪費,環境保護意識淡薄造成環境惡化,已成爲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因素的事實是不容迴避的。作爲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們不僅要解決好所面臨的保持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歷史任務,而且要解決好控制人口、合理開發和利用資源、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重大任務。經濟的發展不僅要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而且只有當經濟的發展同這些方面的因素相適應、相協調發展時,經濟的發展同社會的發展,當前的發展同長遠的發展才可能相統一、相協調,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了堅實的基礎和條件。
   因此,我們在實施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踐中,一定要嚴格地控制人口的增長,堅定地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努力實現我國旣定的人口增長控制目標(即世紀末控制在13億、2010年控制在14億以內),並同時大力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爲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更好的人口環境的基礎;在經濟的發展中,要十分注意節約資源,儘快地完善市場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性功能,努力實現在本世紀末初步建成市場經濟體制,在2010年使之比較完善的目標,力爭形成降低消耗、節約資源、增加資源、增加效益的經濟增長的運行機制,使經濟的增長獲得良性發展的條件,才可能使經濟增長眞正地轉到以提高效益爲核心、集約型的發展軌道上來;要把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建立在不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基礎上,加大環境保護的宣傳力度以增強全民的環保意識,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努力提高廢物利用的綜合水平。完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價格體制,建立和完善資源更新和環境保護的經濟補償機制。只有這樣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一個良好的人口、資源、環境的基礎和條件。
   從我國制定和實施的發展戰略情况看,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已成爲我國制定、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在《中國21世紀議程》中,環境和生態保護已成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的《建議》也精闢地闡述了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黨的十五大更是明確指出:“我國是人口衆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的發展戰略。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25] 最近,江澤民同志也指出:“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關係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關係子孫後代的生存和繁衍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不僅本世紀最後這幾年要抓得很緊,下個世紀也要抓得很緊,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要抓得很緊。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一年接一年,一屆接一屆地把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工作抓緊抓好”。[26]
總之,在我國制定和實施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們一定要以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爲指導,從我國的國情實際出發,來設計和實踐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並在實踐中認眞地貫徹執行我國已確定的發展戰略步驟,我們就一定能順利地實現建設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鬥目標。
三、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現狀
   伴隨着時代和社會前進的步伐,作爲東南沿海福建省會城市的福州,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促進社會全面發展的道路上,近年來邁出了可喜的步伐,也取得了明顯的業績。正確估價和評判福州市所制定和實施的社會發展戰略──即可持續發展戰略,就必須對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狀進行分析,這是考察福州市經濟與社會發展情况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也是硏究和判斷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設計與實施過程合理性、操作準確性與否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一)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與2010年遠景目標
   1、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五”計劃。《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是福州市委和市政府以鄧小平理論爲指導,貫徹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建議》方針政策的精神,參照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通過的《綱要》和福建省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遠期發展目標的要求,根據福州市的實際情况,在把握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在把握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若干重大關係和福州市改革與發展關係的前提下,爲把福州市建設成爲農業基礎牢固、工業相對發達、第三産業繁榮,高新技術發展,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科學技術和敎育比較先進,人民生活比較富裕,社會穩定、風氣良好、環境優美,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和社會發展指標進入全國省會城市前列的先進城市而制定的跨世紀發展的戰略設計。在確定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目標的同時,福州市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做出了相應的“九五”期間的奮鬥目標規劃。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主要指標:
   (1)總量目標:國民生産總値到2000年計劃達到770億元以上(按90年不變價格計算),在“九五”期間 GNP 保持年均遞增15%。
   (2)結構目標:國民經濟的産業結構到2000年計劃調整達到的目標比例爲:10:40:50。
   (3)財政目標:此目標的增長速度略高於經濟的增長速度,要求在“九五”期間,年平均增長達到17.5%。
   (4)外向目標:自營出口的總値到2000年計劃目標要達到32億美元以上,“九五”期間年均增長15%;利用外資總額在“九五”期間設計目標爲累計達到35億美元。
(5) 投資目標:“九五”期間全社會固定資産的投資要求年均增長速度爲18.5%。
(6)科技目標:到2000年要求科技進步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50%以上,成爲促進福州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1997年要在全市實現九年制義務敎育。
(7)效益目標:“九五”期間,勞動生産率每年計劃設計爲增長15%;國民生産總値綜合耗能年均下降1.5%以上;到2000年要求工業資金利稅率要達到13%以上。
(8)控價目標:“九五”期間,全市全社會商品零售價格的年均增長幅度,控制在8%左右。
(9)人口控制目標:“九五”期間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年均10‰ 以內,全市人口總量到2000年計劃控制在593萬人。
(10)城鎮化目標:計劃到2000年福州市中心城區的面積達到125公里,人口爲145萬人。城鎮居住人佔總人口的比重要求達到53%。
(11)生活水平目標:到2000年計劃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到達10600元,“九五”期間年均增長17%。農民人年均增長15.8%。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計劃達到10.5平方米以上。社會保障覆蓋率達到55%。
(12)環境目標:計劃到2000年“三廢”處理率到65%,森林覆蓋率達到60%;城市緑化率達到30%。
(13)體制目標:到2000年基本完成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
2、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2010年遠景目標在規劃福州市“九五”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要求基礎上,福州市了規划了2010的遠景發展目標。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2010年遠景目標的主要指標:
(1)總量目標:2000-2010年,國民生産總値計劃年均增長15%,使福州市成爲比較發達,經濟綜合實力雄厚,國際參與和競爭力較強的物質財富充裕的地區。
(2)結構目標:全社會三次産業的結構比例到2010年時要達到5:40:55的水平,産業結構基本上實現高級合理化。
(3)財政目標:2001-2010年的財政收入要求年均增長15%。
(4) 外向目標:自營出口的商品總値,2001─2010年年均增長15.8%。
(5) 投資目標:全社會固定資産的投資總額,2001-2010年年均增14.8%。
(6) 科技和敎育目標:科學技術進步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到2010年要求達到60%以上,成爲推動全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2010年要普及高中敎育。
(7) 效益目標:全市國民生産總値的綜合能耗,2001-2010年要求平均每年下降2%。2010年,工業資金的利稅率計劃爲14%。
(8) 人口控制目標:2001-2010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年均計劃控制在10‰以內。
(9) 城鎮化目標:2001-2010年福州市中心城區面積達到160平方公里,人口170萬人。全市基本上實現城鄉一體化、農村城鎮化。
(10) 生活水平目標: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2001-2010年計劃年均增長18%;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4%。到201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積12平方米以上。社會保障覆蓋率2010年計劃達到80%。
(11) 環境目標:2010年“三廢”處理率計劃達到90%;森林覆蓋率達到63%;城市環境的緑化程度達到城市總面積的35%。
   福州市總體的預想設計目標是:到二十一世紀初,福州市將實現“成爲基本實現現代化城區”的目標,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市場在配置資源中充分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宏觀的計劃機制發揮積極有效的調節作用;基礎設施完善,實現公路高速化、鐵路電氣化、港口自動化、空港國際化,形成公路、鐵路、港口、國際空港相配套的、協調的、技術設備先進的、通達快捷的綜合運輸體系和便捷暢通的現代化通訊網絡;農業經濟的地位進一步增強,基本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兩高一優”農業加快發展、種植區域化、生産專業化、經營規模化;工業形成集約化、集團化、國際化的格局,拳頭産品、高新技術産品、國際名牌産品增多,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的工業成爲第二産業的支柱,支柱産業具有相當的規模,主導産業牽動力更加強勁,高新技術産業迅速發展;第三産業發達,信息、金融、商業和貿易國際化,形成以高新技術爲産業主體,主導産業突出、結構合理、關聯度高的全社會三次産業結構;技術進步成爲國民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敎育事業蓬勃發展,文化生活消費大幅度上昇。農村基本上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城市國際化。與世界的聯繫更加廣泛和密切,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敎育交流日益增強。生態環境進入良性循環。全市人均主要經濟指標達到或接近亞洲中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當時的平均發展水平,居民生活質量明顯改善和提高,生活富裕。社會的保障體系比較完善,民主與法制比較健全,國民素質和全社會的道德風尙達到更高的更文明的水平。國民經濟的綜合實力大大加強,基本上形成幅射全省各地和周邊省、市的、具備管理信息化、運作高效化與國際市場相聯對接的商業貿易中心、交通通訊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信息中心、敎育文化中心和海峽兩岸經貿往來交流中心功能的現代化國際性城市,全面實現福州市20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
(二) 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已完成的綜合概况
   在概要地瞭解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五”計劃與2010年遠景目標的主要奮鬥指標後,我們還有必要對福州市1996和1997年兩個年度執行“九五”計劃的完成情况作一個綜合的考察,這是分析和評價福州市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狀况的重要環節。
1、福州市1996年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綜合情况。[27]
   綜合指標:全市國民生産總値爲668.9億元,比上年增長25.3%;國內生産總値爲629.8億元,比上年增長24.5%;人均國民生産總値達到1.1萬元。其中,第一産業增加値爲118.8億元,比上年增長11.5 %;第二産業增加値爲245.8億元,比上年增長31.6%;第三産業增加値269.3億元,比上年增長21%。全市零售商品價格漲幅爲4.7%,市區爲4.5。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4835元,比上年增長12.8%;農民人均純收入2837元,比上年增長23.6%。人口自然增加率控制在9.1‰。主要經濟指標:農業糧食總産量比上年增産2.8%農村牧漁總産値比上年增長11.5%,鄉鎮企業總産値654.3億元,比上年增長37.4%,全市80%的鄉鎮基本實現了小康目標;工業總産値比上年增長35.9%,全市國有企業完成了省下達的扭虧指標,優化資本結構的試點工作和國有企業的改革邁出了新的步伐,並對162項的重點技改工作加大了建設的投入;全市全年實際利用外資11.2億美元,進出口商品總値49.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5%,對外工程和勞務完成的營業額比上年增長2.1%;完成的固定資産投資189.1億元,比上年增長8.2%,主要投向爲基礎設施項目;全市的商品零售總額爲192.5億元,比上年增長44.5%;全年財政收入爲43.5億元,比上年增長15%市級財政收入爲21.8億元,比上年增長22.1%,全市金融機構的存款比年初增加122.3億元,各項貸款餘額爲300.5億元,比年初增加64.5億元。
   社會發展主要指標:全市實施了“十大科技工程”,全年共組織了120項的星火計劃。其中,國家級3項,省級10項,市級8項,科技進步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了48%。全市有3個縣(區)的科技創先通過了國家科委的達標驗收,有4個縣(市)通過了省科技領導小組的達標驗收。全市學齡兒童的入學率達到了99.9%;小學升高中率達到了98.7%;靑壯年的非文盲率已達到了98.5%。全市有3個縣(市)的普及九年義務制敎育,基本掃除靑壯年文盲工作已經通過了省級的達標驗收。文化、衛生、體育、廣播、電視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城市建設中,爲民興辦的20件實事全部完成,拓寬了市內主幹道8條,新建35座立交橋花園,改擴建310個公園,全市新增緑地49.5公頃,城市交通主幹基本上達到了全日保潔的要求;全市刑事案件增幅僅爲0.3%,低於控制指標,保持了社會的安定與穩定。
2、福州市1997年度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綜合情况。[28]
   綜合指標:全年實現國內生産總値752.53億元,比上年增長19.2%。全社會三項産業的增加値分別爲6.3%、23%、18.8%,調整幅度分別爲-2.1%、1.3%、0.8%,比例爲17:41.3:41.7。全市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爲100.8,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爲102.3。全市總人口爲574.85萬人,比上年增加4.9%,人口自然增長率爲6.4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7元,比上年實際增長13.1%,農民人均純收入爲3223元,比上年增長10.8%。全市各縣(市)區的經濟基本保持了平衡的發展。
   主要經濟指標:農林牧漁業總産値194.3億元,比上年增長8.4%,糧食産量比上年增長3%;鄉鎮企業實現總産値842.87億元、利潤36.71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305、20.3%,全市鄉鎮企業出口交貨値173.47億元,增長26.3%。又有 26 個鄉基本脫貧,新增脫貧人口20265人。工業總産値893.59億元,比上年增長26.2%。其中,國有企業下降14.5%、集體企業增長6.7%、“三資”企業增長27.7%。建築業完成的産値858.1億元,增長36.5%。交通運輸和郵電實現增加値73.44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公共交通、空運、海運和電信業發展的速度快、勢頭良好。國內貿易的“大商貿、大流通、大市場”的格局進一步加強,全市城鄉貿易成交額190.88億元,增長25.2%。全市進出口商品總額爲59.1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9.2%,全市新批準外資項目437項,協議金額9.2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1.5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7%。金融形勢比較穩定,全市各金融機構存款餘額達606.23億元,比年初增86.7億元,各項貸款餘額爲368.94億元,比年初增加68.43億元。全市財保增長25.2%,人保增長180%。全市共完成固定資産投資總額219.88億元,比上年增加16.2%,支柱産業、重點産業和基礎設施、社會發展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加強和發展。
   此外,1997年福州市資本優化的工作全面鋪開國有企業的改革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以電子機械、輕紡、化工、水産、建築建材爲重點的支柱産業和以商業、房地産、旅遊爲主的重點産業已初步形成。非公有制的經濟發展的較爲迅速等也是福州市1997年經濟生活中的顯著特點。
社會發展的主要指標:科敎興市取得了新的進展,已有10個縣(市)區達到國家科技先進工作的標準,組織實施了火炬計劃25項,星火計劃110項,全市科技園區擁企業160家,高新技術産品産値已達60億元。九年義務制敎育人口的覆蓋率達100%,全市靑壯年的非文盲率爲99.6%。全市共有高等學校12所,在校生3.51萬人、普通中學369所,在校生35.48萬人、小學2972所,在校生65.38萬人,成人高、中等敎育在校生7.7萬人。
   全面修定、完善了福州市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又新擴建了9條城市公路,人均道路面積已達5.4平方米;新開闢公交線路11條,現代化的城市主幹道電視監控中心投入使用。一大批城市標誌性的基礎建築峻工。至年年底城市緑化覆蓋率達26.5%,人均公共緑地5.6平方米。完成了城市內河近26公里的河道整治工程,完成一批截污和污水處理工程,生活污水的處理率爲10%,完成了閩江水環境污染和其他的四大重點污染源的階段性整治工作;城區煙塵控制的覆蓋面率已達到了100%。污水、廢氣和環境噪聲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治理。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10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使用生活用房面積爲25.52平方米。文化、衛生和體育事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
(三) 對福州市制定、實施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總體評價
   福州市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其指導思想是以鄧小平理論爲指南按照全國和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的要求從自身的省會城市的地位以及從已有的各方面的條件出發,設計了自己近期和中長期的發展奮鬥目標。從發展要求上看,明確地提出了要使各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任務走在全省、乃至有些要走在全國的前列,可以説起點是高的;從所要求達到的奮鬥目標看,近、中、遠期的指標具有很強的可行性,也較爲客觀實際,反映在對“九五”計劃的各項已制定出的預期目標不是主觀想象的隨意拔高的設計;各項分類指標較爲充分地體現了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要求促進社會各項事業的同步發展,在社會發展如人口控制、科技敎育、環境保護、城市人民生活等方面也有明確的發展量化指標的要求,這也反映出了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已具有了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內容;而且從“九五”計劃期間頭兩年的年度規劃要求看,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每個年度的指標都有不同的側重點每一年度在完成規劃的奮鬥目標後都在原有基礎上有所提高所增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的幅度也較爲適宜。這就爲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年年都邁了一大步幾年爭上一個新的台階提供了保證。在宏觀計劃的設計上較爲準確地提出了努力的目標,爲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正確指導。
   從福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每個年度的實施要求看,不僅任務的指標具體,關鍵的是在實施每個年度的任務指標時,都制定了當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的實踐方針,而且能圍繞着本年度的目標的實現,提出不同時期的不同主要任務。這可以從福州市1996年度、1997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吿》中清晰地看到。如:在1997年度,要求在上一年度取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績的基礎上,按照其“九五”計劃的要求,緊緊地將精神文明建設的五年規劃要求和加強黨的建設的五年規劃要求結合起來,站在新的起點上,制定了福州市新一輪創業的規劃。在抓住經濟發展,推動經濟增長中心工作的同時,也對社會發展的各方面任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爲重要的是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切切實實地把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任務抓緊,也完成的很好。這反映出了福州市委和市政府不僅在規劃中,而且在實施的過程中,都已經能夠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聯性、相互性和可持續性較爲牢固地把握住、掌握好。從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角度上看,福州市已經在這兩項指標上保持在名列全國省會城市的前10名;從社會和經濟的綜合實力角度上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表明,在全國的219個地級以上的大、中城市中,福州市也進入了50強。這表明,福州市在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中已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注釋: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3頁。
[2] [3] [4] [5] [7] [8] [12] [13] [14] [15] [16] [17]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頁、255頁、377頁、375頁、152頁、378頁、111頁、183頁、275頁、108頁、377頁、279頁、378頁、380頁、120頁。
[6]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頁。
[9]《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彙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10]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頁。
[11] [21] [23]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頁、40頁、162頁、164頁。
[18]《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彙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頁。
[19]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記者招待會朱基總理等答記者問新華社北京1997年3月19日電。
[25]《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彙編》,人民出版社97年版第29頁。
[26]江澤民“在中央計生和環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新華社北京1998年3月15日電。
[27]以當年價格計算各項指標引自《福州年鑒》1997年版。
[28]以當年價格計算各項指標引自《1997年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福州晩報》1998年5月8日第十版。
主要參考書與資料目録:
一、有關著作與資料: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4卷。
2、《鄧小平文選》1─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劉海藩、楊春貴主編:《鄧小平理論硏究文庫》。
4、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1995年出版。
5、《中共中央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建設》。
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 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
7、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硏究室宏觀經濟司編著:《邁向新世紀》中國言實出版社1996年出版。
8、《中國共産黨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
9、李鵬:在全國人大第九屆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吿》。
10、1996年《福州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出版。
11、1997年《福州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出版。
12、福州市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吿》。
13、福州市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吿》。
14、《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
15、《福州市199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提要》。
16、《福州市“九五”期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規劃》。
17、福州市委98年2月工作會議的主要文件。
18、福州市政府經濟硏究中心《1996年福州工業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19、張龍治著:《社會經濟科技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1993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1994年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出版。
21、《福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97年統計公報》
二、主要參閲文章:
22、吳育林、郭文亮:《鄧小平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思想》、《鄧小平思想硏究文庫》第六編。
23、蔣冰海:《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同上。
24、鄧楠:《時代的要求: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人民日報》1992年3月9日。
25、余健民:《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全國第三次鄧小平理論硏討會論文集》。
26、孟健波:《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鄧小平思想硏究文庫》。
27、程瑞春:《鄧小平科學技術思想與科敎興國發展戰略》全國第三次鄧小平理論硏討會論文集。
28、欒德君:《試論鄧小平“科敎興國”理論》,同上。
29、潘春良、劉光慧、李廣智:《實現可持續發展: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人民日報》1995年12月22日。
30、陳忠:《可持續發展的實踐反思》,《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五期。
31、潘允康:《中國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浙江學刋》1997年第1期。
32、包心鑒:《試論當代中國發展的轉型性實質》,《政治學硏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