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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類用嘴巴説話還是用心靈説話?——這看上去是個孩子氣的問題,但這一問有詩意。用嘴説話是常識,而嘴是被心靈管着的。換句話説:人類怎樣思維,是用語言還是用思想思考?西方人跟中國人的思維和認知是不是從根子上就不一樣?人類的語言是不是他們世界觀的先天結晶?我們的語言會不會背叛自己的意思,而我們常常説的“詞”能不能不經意間泄露我們的心聲?中國孩子數學好是得中文之便利嗎?翻譯家到底是不是兩種語言間的“叛徒”?——若想瞭解這些問題的根源,你應該讀讀人類語言學家何勇先生的《第二心靈》;上面的種種問題你在這本書里你都能找到答案。這是一本解謎之鑰。讀了它,你能聽到一聲“芝蔴開門”,眼前將呈現出一派清澈的新世界……
何勇博士在他的這本語言人類學著作《第二心靈》中站在人類學的高峰上俯瞰語言學,將很多語言學本身的問題深入淺出地提出討論,以輕鬆的語言、活潑的筆調,在談笑風生中給我們提供了語言學知識,解決我們很多不易發見卻長期被誤導的“常識”問題。——語言是人類文明間交流的工具,當然應該從人類學的高度去比較、分析和闡釋。何勇所修的專業是語言人類學,它橫跨這兩個領域,能讓他有機會從這兩個學術平台綜合思考,高屋建瓴地揭示思維和語言問題的終極奧秘。
巧合的是,何勇的人生在中美各居一半,在中國敎英文、在美國敎中文;這兩種可貴的經驗讓他游走于兩種思維和兩個世界。俾使他能隨心所欲、談笑風生且寓敎于樂地比較漢語和英語的思維特性及異同。本書文筆雋永清通,其哲思深富啓發性,讀之給人以美不勝收之感。此書應爲一般學人、人文科學師生和想睜眼看世界讀者的案頭必備書;相信讀之定會開卷有益的。
何勇的博士論文《漢語的話語結構》就是硏究漢語的認知系統,它從中國人的思維跟漢語的關係入手進行語言學比較,通過認知和思維的關聯來硏究中西思維-話語的不同。在本書中他特別以漢語和英語造句、表述和語法結構不同的比較硏究開始,討論了語言導致文化認知和思維的不同。這本著作在美國和英國出版後深獲好評,成了硏究漢語-英語話語結構和比較思維學一部重要參考書。
何勇也利用自己的語言人類學知識撰著了《英漢兒童詞典》《漢語慣用法詞典》《實用英漢詞典》《揷圖中國歷史》等在美國出版,同時用英文撰寫漢語敎科書等在美國出版,成了幫助美國人學漢語的暢銷書。正是在這種大量寫作和積累的基礎上,他撰寫了這部語言學的散文隨筆集。
二
在這本妙趣橫生的著作中,何勇認爲,語言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把鑰匙,人類學則是認識人類命運的終極出口。人類語言學的最終硏究目的不是語言,而是這種語言所處的社會與文化。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語言、傳播,語言學就是文化:比如説,現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的“國際語言”中一半是通過它們母國在過去500年里殖民、侵略或領土擴張才取得今天的地位的。這6門語言是:英語、西班牙語、俄語、葡萄牙語、德語和法語,它們清一色的都是歐洲語言。——其實,硏究語言發展的歷史不止是語言本身,它是文化史、世界史甚至是殖民史對世界格局的折射。
可貴的是,《第二心靈》不講大道理,而是娓娓而言,用大量的事實和生動的個案來向讀者介紹語言對一個人的社會、人生知識和世界觀潜移默化的影響。比如説,何勇不只是硏究語言本身,而且硏究語言表述的社會學意義。他精于觀察和統計。在書中他談到“説話”和語言表述的重要性:比如説,對於母語發言者來説,放慢語速特別重要。有人做過調查,一般説母語者平均每分鐘可説250個詞,而非母語者平均每分鐘只能説150個詞。讓母語者放慢語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6-12個月才能養成習慣。所以,我們有時候聽外國人説話比本國人説得還清晰。而母語者往往發言太快或喜歡用“大詞”卻發言效果不彰,使得語言交流的效果適得其反。
何勇指出的另一個例子是,英語是歐盟的官方語言之一。有趣的是,在歐盟會議上,非母語者常跟英語爲母語者説:“你能不能像我們一樣(正常地)説英文?”
他們之所以理直氣壯要求母語者注意自己的語言表述是因爲他們陣容龐大,有着17億夥伴。此外,硏究發現,非母語者在英語的語法使用方面也比英語爲母語者更勝一籌。因爲除非是經過專門的學習和培訓,英語爲母語者一般解釋不清自己語言的語法,遇到語法問題而常常需求敎于非母語者。何勇曾翻譯過著名的英語語法學者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柏森的《語法哲學》一書並且對英語的文法有過深入細緻的硏究,在這方面是有發言權的。
語言問題實際上折射出的是社會問題。何勇在書中指出:“我覺得美國英語和英國英語最大的不同是美國英語更爲簡潔和更有規律性。美語更加簡潔,也許是因爲美國人的生活節奏快,語言必須跟上吧。”
在這本著作還提供了一些關於語言和社會方面生動的新知識如:
很多國內的人來美後的一個感覺是,不少美國人甚至包括學校的老師説的英語不是很標準,原因就是他們並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你如果在國內把英語學好了,你説的英語沒準兒比他們還標準呢。
美國中小學只有不到20%
的學生選修外語課。而歐盟國家選修外語課的學生則佔學生總數的92%,在歐盟的某些國家甚至高達100%。歐洲大多數國家要求學生在9歲前就要學第一外語,隨後學第二外語。美國則對小學生沒有要求。美國學校的經費一緊縮,語言類的課程就首當其冲成爲犧牲品。
對這些事實,沒有第一手資料是無從置喙的。正是常年對語言學的關心和對美國社會國情的關注,才能讓何勇對這些素材把握的眞切,討論起來如數家珍。
三
這本書的另一特色是它不止于論述語言,而且討論了思維學和詩學、美學等宏觀和富啓發意義的話題。
何勇引用了一些文化史上的名人談語言的金句來驗證語言對人類溝通和理解行爲的意義,指出了學習外語和用別人的母語以及聽得懂的語言交流的重要性。
“你若用對方理解的語言與他交談,可以曉之以理;你若用對方的母語與他交談,可以動之以情。”
正如歌德所説:“不懂外語的人對自己的東西一無所知。”
同時,何勇也討論了眼下較爲敏感的社會語言學和種族、性別的語言歧視問題。
在美國公衆場合我們經常聽到有人用法語、意大利語、德語、丹麥語這樣的歐洲語言交談,但從未見過他們受到別人的任何指責,這充分表明對西裔和亞裔等少數族裔使用自己語言的責難是種族主義的歧視行爲。
如我在前面所説的,美國現有6700萬人在家時不説英語。這批人對美國來説其實是很好的語言資源,他們可以滿足政府和各行各業對外語人才的需求。爲什么要獨尊英語,把這么好的語言資源排斥在外呢?
關於現在時髦爭議的性別話題也有:
Everyone should do his
best.里的his(他的)不只是指男性,也包括女性。——中文依然;“他們”也包括女性——英國和加拿大分別于1850年和1867年在各自的《解釋法案》里説形式上爲陽性的詞也包括女性。美國于1871年通過的《詞典法案》里説陽性的詞語可以指女性。當時提出來的一個解決辦法是在句中加上陰性的物主代詞,如
Everyone should do his and her best. 直譯起來就是“每個人都要盡他和她最大的力量”。
——這樣的英語,讀起來未免太矯情和叠床架屋。
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進步派乾脆另闢蹊徑,在句子里刪掉陽性物主代詞,只用陰性物主代詞,如“Everyone should do
his and her best. ”乾脆刪掉了男人。
如下面這段對話煞是有趣:
A: My child won the spelling bee at school.(我的孩子在學校贏得了拼寫比賽。)
B: What’s their name? (他/他/非他/非她叫什么名字?) 或:
How old are they? (他/她/非他/非她多大了?)
這樣的説話是社會-政治被帶入語言學和人們日常生活的例子之一。在眼下,如果你不懂現在的政治,你可能仍然會説話,但可難保你不犯“政治”錯誤。
除了性別,何勇此書還提到了民族語言認知問題(ethno-linguistics)。如在語言對認知的影響及在某些特別領域的“優勢”問題:
……佘棱巴格(Sue Shellenbarger)把美國兒童在基本數學技能方面落後于中國、日本、韓國和土耳其兒童的原因歸咎于英語。
……厄淩·博敎授説,我們甚至可以在不問一個數學問題的情况下精確地預測每個國家在奧數競賽中的名次。所要做的只是給學生一些任務,看他們的用功和努力的程度。
……比起説英文的孩子,説中文的孩子能記住更多的數字。硏究顯示4歲的中國兒童平均可以數到40,而同齡的美國兒童只能數到15。多數兒童要到4歲才能數到40,他們掌握的算術基本運算要落後中國和亞洲其他一些國家的同齡兒童一年的時間。
……對於説不同語言的人來説,世界是不同的。
……説雙語或多種語言的人在變換語言時經常被發現在性格、態度、思維,甚至道德標準上都會有變化。
語言本身和認知之間有着一些神秘的連接。中國人爲什么數學好,這個話題很多中外人士都在硏究,但從人類語言學角度破譯認知的奧秘也許不無啓發——家常的道理中往往藴含了文化和認知的解謎之鑰。
何勇的硏究認爲,德語、西班牙語、法語的名詞都有性之分別。有趣的是無生命的物體也被賦予語法的陽性或陰性,但相同的事物在這些語言里卻不盡相同。如“橋、鍾、公寓、扠子、報紙、肩膀、郵票、小提琴、太陽、世界、愛”在德語里是陰性,在西班牙語里則是陽性。相反“蘋果、椅子、掃帚、蝴蝶、鑰匙、山、星星、桌子、戰爭、雨”在德語里是陽性,在西班牙里則是陰性。語法中的陰陽性對人們的認知有一定的影響。有人做過一個調查,讓説德語的人和説西班牙語的人列出這些物品的特徵。説西班牙語者會覺得“橋、鍾、小提琴”這類物品更具備“男性”特徵,他們想到的是“力量”和“結構”,而説德語者想到的特徵卻是“苗條”或“典雅”。在另一項硏究中,説法語者和説西班牙語者被要求看一幅卡通畫,畫上有若干物體。硏究人員要他們用男聲或女聲給這些物體配音。當説法語者看到畫中的一把扠子(la
fourchette )時,大多數給它配的是女聲,但扠子在西班牙語里是陽性(el tenedor),所以説西班牙語者大多數給它配的是男聲。
而世界氣象組織開始用英文的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交替給颶風命名,這里面也是有意義的。
還有硏究者發現人們在説不同語言時道德標準也不盡相同。
我們現在可以確定語言的確對思維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否與普遍的社會行爲有關聯還有待大量的硏究和取證。
同時,語言的採用有時候也和一個人扮演的社會角色有關。比如説,一位西方語言學家説:“我在説三種語言時感覺自己的性格不盡相同。我覺得自己在説英語的時候更強勢,説法語時更輕鬆,説捷克語的時候會更動情。”
——在這種意義上,會説多種語言者在發言和公共場合使用語言的選擇跟他/她設定的社會角色扮演就有了內在的關係。這些,恰如我們參加不同的社會活動時選擇穿著不同的行頭、選擇不同的服裝打扮可以表達出來的不同態度有關。
一般的讀者也許沒有某些歐洲會説多種語言者隨着身份扮演的社會角色而選用不同外語的奢侈。但是想到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候也有語言使用方面不同選擇的必要。——如:是説家鄉方言還是普通話?是用比較親切的閒談風格還是選用比較正規的官場表述?是用比較通俗的口語閑聊還是使用比較莊雅的對話體例?等等等等。這一切,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上演,而且幾乎我們每一個人都對之無需深思就能駕輕就熟地進入角色——蓋因爲我們對這些情節和文化上下文(cultural
contextual
discourse)已經潜意識地融入了認知、敎養和練達人情的成長經驗里啦。如果細究起來,這些都是應用人類學的好課題。
《第二心靈》是一本知識性的書,也是一本富有實踐意義的書。如果可能,我眞想建議中國對外交人員、對外企業機關人士、出國商務、去海外留學和旅遊人士每人發一本。這樣,通過幾小時的閲讀,去瞭解別人、知己知彼,有利于自身知識的充實和文化自信。這對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和語言交流非常重要,也是一種最經濟的知識充電方式。
不多説。這本書里如上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讓人感到美不勝收。希望讀者自己認眞讀一下它,相信讀畢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