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匹兹堡及各地消息
　

我本來就不漂亮


——記一位同學 文：章詒和　

　
　　我在讀戲曲文學系的第一年,忽然來了一個揷班生,叫梁清濂,女性,歲數不小了,不像學生,像個幹部。一打聽,還眞是個幹部,來自北京京劇團(後改稱北京京劇院)。我和幾個同學揣測:此人應該是個編劇吧,組織上派她學習,多半是爲了提高專業寫作水平,好給劇團創作出可供演出劇本。再打聽,人家不是編劇,是政工幹部——劇院共靑團支部書記。看來此人不簡單呀,一個搞政工的,能脫産三年學文化。
　　班長把她的書桌擺放在我的旁邊,我暗自叫苦,心想:這下可好,天天有人給我上政治課啦。書桌並排而放,於是就有機會仔細打量。她長得一般:皮膚粗糙,臉色發暗,下巴略微突出,眼睛卻是極有神,又黑又亮。她穿着講究,永遠的西裝女褲,西式外套,尖領襯衫,半高跟皮鞋。我想跟她説:應該穿圓領襯衫,好讓線條柔和一些。但始終沒好意思説出口。她是全班唯一燙髮的女性,蓬蓬鬆松,還經常抹頭油,如有陽光穿過玻璃窗,她的捲髮就會閃着光。總之,梁清濂的打扮很有點“資産階級情調”,但沒人敢講。因爲人家旣是中共黨員,還是在職共靑團骨幹。
　　那時,北京京劇院的演員陣容空前強大,有五大頭牌,分別是譚富英、馬連良、裘盛戎、張君秋、趙燕俠。而且這個排位順序是固定了的。他們輪番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戲,劇院給這些“大角兒”規定了演出場次,如馬連良每月演出十七場,裘盛戎每月二十場上下……要知道,一個藝人能登台演戲旣是他們的追求,也是養家餬口的飯碗。梅蘭芳從1949——1959的十年間,大概只演了一出新戲《穆桂英挂帥》,也就是説,空耗了十年光陰,比八年抗戰蓄須明志還長。應該説,在彭眞掌管下的北京京劇院當演員,算是一種幸運。
　　我曾問梁清濂:“五大頭牌里,誰的上座率好?”
　　“五個都好,海報一貼,立馬全滿。”
　　“那他們當中,誰又最好呢?”
　　“票賣得最快的是趙燕俠。”
　　“她?”
　　“當然啦!男人喜歡他,當兵的喜歡她,不懂戲的也喜歡她。”
　　“爲什么不懂戲的人喜歡趙燕俠?” 我有點不解。
　　梁請濂説:“趙燕俠長得漂亮,身段好,會做戲,更重要的一點是她吐字清晰,有些字還特別吸收了普通話的發音。那些聽不大懂戲詞的人,能聽得懂她的唱。”
　　“哦!”我後來仔細聽趙燕俠,果眞如此。
　　出于好奇,我還問到這些名角的工資收入。她吿訴我:1949年後,除了梅(蘭芳)、程(硯秋),在戲曲演員里張、馬、裘、譚、趙的工資是最高的。馬連良月薪一千七,趙燕俠月薪也是小一千。這在普遍工資(月薪)僅爲三、四十元的那個年月,顯得不可思議。
　　我問:“爲什么給他們那么高的工資?我父親當部長,每月三百五,挺高的。但跟他們比,就差遠了。”
　　她撇了我一眼,説:“人家解放前掙的是什么?你爸夜夜掙大洋嗎?你不懂,人家彭眞懂。”
　　1959年,北京京劇院演出《趙氏孤兒》,五大頭牌聯袂演出,轟動京城!馬連良扮演的程嬰最爲成功,十四場戲,程嬰佔了八場,每一場里的馬連良都是引人入勝,特別是“繪圖説破”一場,唱、念、做、表,都是超水平發揮。還有裘盛戎扮演的魏絳,張君秋扮演的莊姬公主,馬富祿扮演的晉靈公,譚元壽扮演的趙武,也是個個耀眼。首演那天,我們全家都去了!父親特別激動,反右運動中因與馬連良私人交往頻繁,1956年又拉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這給馬連良帶來麻煩,幾乎成爲右派。父親一直心懷愧疚。後來,梁清濂吿訴我,多虧彭眞高抬貴手且敢作敢當,讓馬連良過了關。看來,毛澤東在“文革”前夕指責彭眞在北京市搞“獨立王國”,還眞不是捕風捉影。
　　自打和梁清濂接觸,我知道了有關名藝人的個人生活情况,尤其對某些不能公開的事兒,我最愛聽。其中極具吸引力的,就是關於吸毒。
　　梁清濂吿訴我:“藝人都抽!”聽了,心里一“哆嗦”。
　　接着,又補充道:“旦角兒一般不抽,因爲沾上這一口兒,色相就沒了。色相一沒,那就沒飯了。”
　　我説:“吸毒不是犯法嗎?”
　　她笑了,説:“當初他們都經過強制戒毒。比如裘盛戎,毒癮大了,是從娘胎里帶來的?”
　　“什么叫從娘胎里帶來?”
　　“就是父母抽,全家抽。”
　　“哦。”我説:“咱政府不是成立了戒毒所嗎?”
　　梁清濂説:“戒毒?對有人管用,對有人不管用。”
　　“有誰不管用?”
　　“對裘盛戎就不管用。當初劇團領導是把裘老闆送到公安醫院,還派了幾個人在醫院輪流看守。誰想到,他第二天就大鬧病房,還天天鬧。這樣下去,人就跨了,今後還怎么唱戲?”
　　“後來呢?”我大感興趣地追問。
　　“劇團領導擔不起這個後果,向文化局彙報。文化局也擔不起,彙報到彭眞那里。彭眞旣是北京市委書記,又是中央政法書記。他説:‘他戒毒?他還戒什么毒!’就這么一句話,讓他出院回家。”
　　我又問:“再後來呢?”。
　　“再後來,由彭眞特批,每天定時定量供應。”
　　雲南京劇院的名演員關鹔鹴也抽。到北京開全國人大會議,也是由彭眞特批,每天打海洛因。
　　據我所知;這種“特批”維持到“文革”爆發,彭眞倒台。
　　1963年,北京京劇院赴香港演出,上頭對這次赴港極爲重視。演出大獲成功,許多台灣人都漂洋過海到香港看演出。劇團歸來,我特地去聽領隊、團長和名演員的彙報座談會。梁清濂知道後大笑,説我熱情過度。隨後,她問:“他們彙報的時候,説過自己帶回多少行李嗎?”
　　“沒説。”梁清濂説:“他們當然不敢説,也不好意思地説。
　　這幾大頭牌的行李都用卡車拉回家。裘盛戎回到家里,當着一家老小打開箱子——天哪!美國奶粉,的確涼襯衫,塑料杯,塑料花,一摞一摞的童裝,還有成箱的三五牌香港……裘盛戎的六個閨女三個小子,高興得又跳又叫。裘盛戎手腕上戴着二十一鑽、雙日曆新表。把洋貨收拾停當,他打開一盒三五煙,點着後深吸一口,説——一晃十幾年沒見啦!“
　　我愣住了。
　　“章詒和,這情况他們在會上沒説吧?”
   回家講給父親聽,父親大笑,説:“還是資本主義好吧?”
   漸漸地,我和她的接觸更加頻繁。我們同住一個寢室,還是上下床,我住上鋪,她睡下鋪。後來,我發現梁清濂經常不在寢室過夜。
一天, 身着全新淺灰色西服的她,在我耳邊低語:“我結婚了。”
   “啊?!”
   我又愣住了:“眞的?”
   “眞的。”説這話時,她的臉上綻放着笑容。
   “那男人是誰?”
   “叫馮夏雄。”
   “沒聽説過。”
   “他的爸爸,你一定知道。”
   “誰?”
   “馮雪峰,也是個大右派。”
   婚後的梁清濂乾脆就不住集體宿舍了。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書。突然有人站在院子里叫:“章詒和。”
　　抬頭一看,是她!黑色開司米毛衣,白襯衫,西服褲子,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好一個新婚後的幸福女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邊的男人:身材中等,胖瘦適度,五官也端正。梁清濂指了指我,對他説:“這就是我説過的章伯鈞女兒。”我想,這個男人想必是馮夏熊了。我翻身下床,走到院子里和他握手,就算相互認識了。
　　梁清濂可收拾的東西極爲簡單,也就是被褥、枕頭、毛巾、臉盆、茶缸以及幾件換洗衣服。馮夏熊麻利地把她的床上用品和衣服打成一個鋪蓋捲,把搪瓷盆和鏡子等物裝進隨身帶來的網兜,就算完事。兩人朝“章伯鈞女兒”擺擺手,揚長而去。
　　在課程里有一個“寫作敎程”,分量很重。內容就是讓我們學着寫戲,從寫故事,寫唱詞,寫片斷,到寫一折戲。有一次是老師讓大家寫一個故事。佈置下來以後,我半晌下不了筆,不知該寫什么?身邊的事沒什么可寫的,忽然想起前不久安徽桐城老家的遠房叔叔,偷偷跑到北京向父親求救,説村里人都快餓死了,父親留他在家住上幾日。每次吃飯,叔叔端着白生生的大米飯就發愣。他返鄉的那天,父親送給他一些錢和糧票。他手握糧票,老淚縱橫,父親的眼圈也是紅紅的。這件事,只要把原原本本寫下來,就是一個故事。我走進書房跟父親“請示”,父親聽了,正色道:“這事,你不能寫。”
   那我寫啥?想來想去,就瞎編一個吧!瞎編什么呢?從前不是在香港住過嗎?就寫一個香港純情女子因婚姻不幸而自盡的故事吧!爲了顯得眞實可信,我把那香港女子説成是自己的表姐。表姐的戀愛經過許多的曲折,由於長輩的刁難,加之男友的軟弱,在一個深夜,她懸樑自盡了。我給自己瞎編的故事取名爲“不夜城之夜”。 一周後,我的這篇作品用圖釘牢牢地釘在黑板上。授課老師發話了:“每個同學都要看!看看是好是壞?看看有什么問題?”一聽,就知道自己要倒霉。
　　心里發慌的我跑回家跟父親説了。父親笑道:“誰讓你是我的女兒呢?他們批判你,你聽着就是,千萬不要申辯和反駁。”
　　同學發言踴躍,一個接一個,我覺得自己不是大學生,是個小右派。班長的發言,讓我記了一輩子。他説:“我來自東北農村,從來沒見過資産階級小姐。頂多在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里見過文字描述,現在我見到了。一個資産階級小姐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很想走過去給他一耳光,想到父親的叮囑,忍住了。整個下午都在批判我。唯一沒有發言的人是梁清濂,而她是中共黨員。
　　一直到畢業,我的每一天都有種明明自己沒做錯什么也在挨訓的感覺。
　　後來,梁清濂生了個小孩;再後來,她離婚了;有關她的消息,總讓你感到意外。
　　有一天,她突然問我:“你知道汪曾祺嗎?”
　　“當然知道呀,西南聯大的,沈從文的學生。”
　　於是,汪曾祺成爲我倆的話題,經常是她説,我聽。從她那里我得知汪曾祺   “劃右”以後弄到張家口改造,落腳在一個農業硏究所。離京城不遠,比發配到的北大荒的聶紺弩算幸運多了。頭兩年參加勞動,主要在果園。後來就是畫畫,在三合板上用水粉畫白菜、大葱。農科所要出版一套馬鈴薯圖譜,任務交給汪曾祺。於是乎他每天到地里掐一把葉子和花,揷在玻璃杯里照着畫。畫多少算多少,毫不費事,難怪他自己説:“我的工作實在實在是舒服透頂。”
　　1961年,汪曾祺回到北京,摘了右派帽子。當時北京市人事局局長是個戲迷,經過他的批準,把他安揷在北京京劇院,任專職編劇,和梁清濂在一個辦公室。他積極寫劇本,也寫了不少。
　　我問梁清濂説:“汪曾祺的劇本寫得怎么樣?
　　“有才,懂戲,就是不大會寫戲。”
　　“什么叫不大會寫戲?”我問。
　　她白了我一眼,説:“就是寫出來的戲,沒戲。”
　　“什么叫沒戲?”
　　不知爲什么,她氣呼呼地説:“你連‘沒戲’都不懂,還學寫戲!”轉身走了。
   汪曾祺最成功的劇本要算接受上級指派,幾個人共同改編的《蘆蕩火種》,他排位第一,出力最大。梁清濂吿訴我:“雖然屬於改編,汪曾祺是卯足了勁在做。那段唱詞——‘壘砌七星竈,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章詒和,我問你;除了他,還有誰能寫出這樣淺俗又詩意的唱詞來?”顯然,梁清濂對他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汪曾祺對戲班也很有感情,喜歡它的散淡與自在。這種舊情調也許只有北京京劇院才有,因爲是由五大頭牌製造出來的,且滲透到日常。我曾在四川省川劇團工作,那是一個由歷屆川劇學校優秀的畢業生組成,每天早上要開全團大會。不是批評這個,就是數落那個,搞得緊綳綳的。幾個老藝人因爲歷史問題或同性戀問題,而備受折磨。這就與北京京劇院完全不同了。
　　有一天,梁清濂滿懷激情地吿訴我,自己寫了一個劇本,叫《驛亭謡》,還説劇院正在排練,不久會公演。《驛亭謡》講述的是一個古代故事:西漢武帝年間,河南大旱,萬人絶糧。正在這時,富家子弟向驛丞的女兒賈天香求婚。天香爲擺脫糾纏,提出誰能拯救飢民,就與誰成婚。天使官汲黯在天香的嬉笑怒駡下矯詔開倉,放糧救民,這樣也就成就了汲黯與天香的姻緣。劇本編排有機趣,文字圓潤且藴涵詩意。當我讀到唱詞中的“枯木幾抹照殘陽,赤地千里對碧霄……”等句 不知怎地聯想到汪曾祺。
　　這個戲的首演在吉祥戲院,它坐落在王府井,是上座率最好的劇場。顯然,北京京劇院是把《驛亭謡》作爲重點劇目推出。首演那天,梁清濂給我打來的話,説:“你的戲票,我來不及寄了,咱們劇場門口見!找我或找汪曾琪都可以。”
　　一聽這話,我更明白了:這個戲汪曾祺是幫了忙,他連戲票的事兒都管。我提前半個小時到達。沒有看到梁清濂,只見汪曾琪站在劇場門口,手里捏着一些戲票。我趕忙湊到他跟前,自報家門。
　　他説:“我早就知道你。”説罷,把手里的幾張票翻過來看,他遞給我那張戲票背後有我的姓名。
進了劇場,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前排,靠邊,還算不錯。觀劇過程中,我沒看見梁清濂。汪曾祺坐在很靠後的位置,一副悠閑的樣子。《驛亭謡》演出效果很好,後來成爲北京京劇院的保留劇目。
　　幾年後,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再後來,因爲惡毒攻擊江靑,攻擊無産階級司令部,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接着,又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也就是説,人家都活在人間,唯獨我下了地獄。
　　“四人幫”倒台,社會形勢大變,坐了十年大牢的我獲得平反釋放。1979年回到北京,全靠父親的老友、也是老鄉的黃鎮(時任中央文化部部長)的幫助,進入了中國藝術硏究院戲曲硏究所,重新回到自己的專業。業務荒疏了十餘載,我一方面旁聽硏究生課程,一方面多看戲,尤其是看老戲。
　　一天,記得是看張君秋的《狀元媒》,我在劇場門口見到梁清濂。兩人大喊大叫,緊緊抱在一起。沒説上幾句話,開戲的鈴聲響了。
　　梁清濂拍着我的肩膀,説:“請你到我家,咱們要好好聊聊!”
　　“好!”
　　雖然同在一座城市居住和工作,幾個同學若要見個面也是不易,一約再約,一拖再拖,總算把時間定了下來,地點就在梁清濂的家。約定上午碰頭,中午在她家吃一頓,每人帶個菜就算“齊活”了,飯後各自散去。
　　我在電話里吿訴梁清濂:“我要做兩個菜,一個清蒸鱸魚,一個香菇油菜。”
　　她説:“要我給你準備點什么嗎?”
　　我説:“你什么都不用準備。”
　　我按地址找到她的居所,敲開家門,嚇一跳,只見滿眼皆白:四面白墻,白色窗簾,桌子鋪着白桌布,單人床覆蓋着白床罩,一個白色冰箱。如果説這個家還有其他顔色的話,那就是墻上挂着的一幅字和一幅畫了。走近一看,字是汪曾祺寫的,畫是汪曾祺畫的。字的流暢,畫的隨意,讓我覺得凡是與藝術沾邊的,他都是手到擒來。
　　時間已近中午,我開始忙着燒菜。蒸魚需要姜和葱,廚房里沒有,我打開冰箱去找。把冰箱門打開,發現里面沒有任何食品或食材,只有十幾個長方形物件,每個都用報紙緊緊包裹,整齊地“碼”在一起,佔據着冰箱里小半個空間。我辨別不出這些“條狀物”爲何物,便問:“清濂,你在冰箱放的什么玩意兒呀?一條一條的,還都塞滿了。”説罷,我伸手拉出一條,要撕開看個究竟。
　　“別動!那是曾祺抽的煙。”
　　淡淡一句,有如驚雷。所有人都傻了。
　　我靠到窗前,望着車輛煕來攘往,有微風吹來,輕撫面龐。我很有些激動,只爲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眞的有着超乎常人的契合點,即使難獲其身影,但永遠都有他的存在。
　　吃過午飯,一個個酒足飯飽,懶洋洋地靠在沙發或椅子上,有的喝茶,有的抽煙。我發現女主人不在屋子里,便走到廚房去找。果然她在那里——沒有洗碗,也沒有燒水,而是蹲在簸箕跟前,撿拾我丢棄的油菜葉。天!做耗油二菇,需用汆熟的油菜鋪底。因爲只用菜心,所以摘得比較狠,大部分葉片都丢進了簸箕。梁清濂看在眼里,一句話不講,也不批評我浪費,而是在飯後,一片一片地撿起來:是不是今晩她用來做“泡飯”?是不是明天用它炒出一盤“老油菜”?我轉身離開,當重新回到朋友當中,所有的興緻消失殆盡。記憶于我,乃是奇怪之物。經過漫漫歲月篩選下來的,多是些鷄毛蒜皮。比如,在梁清濂家中的這頓飯,我怎么也忘不了。
　　1980年,汪曾祺寫了《受戒》。這篇小説寫的是一個小和尙明海與農家女小英子之間的愛意,朦朧又甜蜜,顯示出一種生命的本色。寫完後,竟找不到地方發表。汪曾祺在劇團也只給少數人看了,梁清濂是一個。她看後異常激動——這個讀《保爾.柯察金》的人,通過《受戒》才懂得什么是小説。那時寫小説的作家不少,有些作品梁清濂看後拿給汪曾祺看。他看後表情淡漠,反問梁清濂:“你覺得很好?”梁清濂立刻感到自己的審美判斷力,實在是有問題。
　　1997年5月16汪曾祺去世。死前想喝口茶,結果一杯龍井沒等端到跟前,就走了。他所在的北京京劇院沒幾個人去八寶山“送行”,梁清濂是少數幾個人當中的一個。事後,她痛心地説:“當時感覺眞不是滋味,劇團來的人這么少。單位的年輕人不認識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員一個都沒來。戲曲界功利主義,你一輩子都弄不懂。”我想,豈止梨園行功利?也許梨園行還算好的。
　　此後,我倆在首都劇場看北京人藝的話劇演出時,匆匆見過幾次,每次也是説上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分手後,也不怎么惦記對方,我們從年輕通往年老,從活潑通往寂寞,仿彿相處了千年,總覺得日子還長。
　　也不知過了多久,梁清濂給我打來電話,閑聊幾句以後,她説:“我要吿訴你一件事。”
　　“什么事?你又寫新戲啦!”
　　她停頓了一下,這個停頓讓我不安。
　　“不!我得了癌症,還是晩期。”
　　我大喊:“清濂,你住哪個醫院?我要來看看你!”
　　她説:“你別來!我本來就不漂亮,現在更醜。”説罷,電話挂斷。
　　我知道,在絶症的陰影下,所有的安慰都失去作用。再接到梁清濂的電話,是女兒打來,説:“我媽媽走了。”
   她先期抵達終點,在那里等候着我。得知噩耗連續幾天,我都無法入睡。進入中年以後,每天都見證着生的欣喜和逝的悲痛,而悲痛越來越多,讓人高興的事越發地少。錯誤地以爲日子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大家可以隨時見面和聚會,錯了!在離多聚少的日子里,我們向童年吿別,向中年吿別,向老年吿別。
一切似乎都自然而平靜,細想起來卻是心驚肉跳,因爲每分每秒都是生命。

北京守愚齋寫于2021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