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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老同学牛大勇教授的热情邀请，我以美国东方瞭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文物》杂志官方英译版受聘主编的身份，分别于2016年1月13日至2月1日及6月23日至7月15日，参加了由北大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和北京华学教育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佛教传播之路学术考察”活动。两次考察，足迹遍及印度、泰国、柬埔寨、印尼、尼泊尔、不丹，并循藏传佛教的传播路线，考察了西藏和青海等地的藏区。感谢华学企业家们的慷慨赞助，牛大勇教授和肖先华老师的精心组织，此行收获甚丰。现就上述课题，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一得之见，并作为对这个很有意义的考察项目的赞助者与组织者的回馈。
一、泛华裔族群
首先，笔者引入“泛华裔族群”（可简称为“华族”）这个新称谓与概念。其来源系受启发与笔者目前所在国——美利坚合众国现实社会中，后现代新生的族群概念，以认识与称述诸多传统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有关民族和人类群体的那些不再能够适用的所有原有概念、定义与认知。族群，顾名思义，系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个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意识与认同的人类群体，或称人类“共同体”。
198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领袖与政治家，首位黑人美国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JesseJackson）（1）最先提出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或者Afro-American）这一称谓与概念。意在给力于美国黑人持续地在美国争取社会地位斗争。带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潜台词。尽管并非所有美国的黑人都适用和接受这一称呼，这个词汇在美国政治正确，以及随后的新黑人民权的浪潮推动下，还是在美国迅速被广泛接受。这一称谓也为其他美国少数族裔社区作为模式而采用，自此，德裔美国人（GermanAmerican）、爱尔兰裔美国人（IrishAmerican）、意大利裔美国人（ItalianAmerican）、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韩裔美国人（KoreanAmerican）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然而，在美国现代社会中，最先令所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等相关学者颇为头痛的便是美国近年来人口急速增长的拉丁裔、或者泛西班牙裔的族群称谓问题。首先的挑战便是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最初如何标识这类群体的分类名称。在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泛西班牙裔（Hispanic）这一族群类别首次被使用，而直到1977年，才由美国联邦政府管理预算办公室（U.S.
Federal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第15号指令对泛西班牙裔（Hispanic）做出官方定义，为“一位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中美洲、或南美洲，或者其他西班牙文化传统及后裔，无论种族如何。”（笔者译，英文原文：a
person of Mexican, Puerto Rican, Cuban, Central or South America or
other Spanish culture or origin, regardless of race.）（2）然而，泛西班牙裔（Hispanic）一词又是墨西哥裔美国人那些主张融入并同化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政治贵族用于对抗和排斥当时的年轻一代“奇卡诺运动”的奇卡诺自我认知。但是，这一叫法并不能被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美国新移民群体普遍接受，就连南美洲的巴西，因为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而不是西班牙语，更何况中美洲的伯利兹（英文：Belize）又称贝里斯，以及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英文：Jamaica）均为英语国家都没有能够被包含在内，故而，一个新的称呼，拉丁裔（Latino）有被提出，并在200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中与泛西班牙裔一词并用，英文标示为Hispanic/Latino。到目前为止，泛西班牙裔与拉丁裔在使用上的争论尚无最后的定论。
与此并行的，便是“亚裔美国人”这一全新的族群称谓与概念的诞生，以及这一新族群共同意识与认同的迅速形成。事情源于1982年，底特律的一位华裔青年陈果仁（英文：VincentJenChin）在一个种族歧视所驱使的人身攻击中被两名白人，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工厂主管罗纳德·埃本斯（英文:RonaldEbens）和他的继子、失业工人迈克尔·尼兹（Michael
Nitz）残暴殴打致死的悲惨事件。当时，陈果仁正与他的朋友们在密歇根州海兰帕克（英文：HighlandPark,Michigan）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举行单身派对以庆祝他即将到来的婚礼。埃本斯和尼兹因当时日本汽车制造业在竞争中对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造成的冲击，导致底特律汽车业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的加剧衰落，从而引起大批汽车工人的失业而对日本人的怨恨转移到对所有亚裔的仇恨，继而误认为陈果仁是日本人，故意寻衅滋事，与其发生口角。此后，这对父子又在外面追上陈果仁，继续殴打，造成陈果仁重伤不治，于四天后死亡。尽管肇事元凶对打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法官最后的判决竟是过失杀人的轻罪，凶手们只需支付三千美金的罚款，无需坐一天牢。（3）此案让美国的所有亚裔意识到，无论你是华裔、韩裔、日裔、越裔、还是来自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美国人，都会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歧视与不公，而任意单一亚裔民族都还势孤立单，必须团结起来，维护与捍卫自己的民权与利益。全美国各地的亚裔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底特律市华裔、日裔、韩裔、菲裔和越南裔人士成立“美国公民伸张正义联合会”。亚裔不再是“哑裔”，抗议与声援的浪潮西自洛杉矶、东至纽约；北起芝加哥、南到休斯顿，席卷全美国。自此，一个全新族群——打破了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饮食习惯、地理地域、历史渊源等等一切传统民族定义所需的所谓“要素”——“亚裔美国人”这一族群的共同意识与认同，从此在诞生了（4）！如今，“亚裔美国人“不仅为美国主流的社会的媒体、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并且已经体现在人口普查，和许多政府法律与政策中。现在美国联邦政府规定每年五月份作为美国亚裔传统月来庆祝和彰显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以及现在美国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尤其是对于美国的多元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综上所述，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显然已经是“亚裔美国人”这个更大范围的族群中的一部分。然而，“华人”，或者“华裔“这个较容易被大多数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共同文化与传统，尤其是共同意识与认同的人们所接受的概念与类别，又是源于“中华民族”这一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族群认同。之所以称“中华民族“为“族群”，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是由众多的单一民族所组成的，而这些成员民族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甚至不同的种族及肤色。
此文中笔者所引进的“泛华裔族群”这个新的概念与认知范畴，尽管主要是源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却包括远远大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认知范畴，进而包括早已数代便已出生与繁衍在海外，并早已入籍当地所在国，甚至那些跨族裔通婚、早已混血一代以上，但却仍然有一定的共同意识、散落在世界各地，所有自我认同为华裔的人。例如，“华裔英国人”、“华裔法国人”、以及“华裔新加坡人”、“华裔马来人”等等。如此，“中华民族”则是“泛华裔族群”渊源，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并非全部。先有“中华民族”这一共同意识与民族（族群）认同，才可能有“泛华裔族群”这一共同意识与族群认同。而本文则意图探讨这一族群意识与认同形成的历史，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小乘佛教，乃至其他宗教在其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共同意识和认同的缘起和诞生
民族一词来自英文的“Nationalism”或“Nationality”这一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在西方伴随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行成过程中的一个历史产物和概念。这一概念对于世界反殖民主义以及其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很多中国的学者们认为，民族一词以其现代西方的概念是在清末由梁启超首次提出。南开大学史学教授李喜所先生在《“中华民族”是谁首提的？》一文中指出：“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5）而且，这一观点似乎也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对此，可参见《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以及《知乎》等等公共平台的“中华民族”词条的内容。
然而，尽管笔者对梁启超首次使用，并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并无异议，但对这一概念的诞生与形成则持有不同的看法，愿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此与中外学者们商榷。
在我们如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所言的“中国”这一广袤的疆域之内，有确信的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众多文化与民族来源逐渐融合而诞生的当今“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之一——汉族便始终积极活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所谓“中原”与“中土”，而更为广阔的、横跨自渤海湾与日本海，直到中亚地区的北方草原这个历史大舞台，以及其它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由历史上过往的，以及现如今纳入到“中华民族”这一族群的众多少数民族依次在“中华民族”历史画卷中填入各自丰富多彩的笔墨。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与汉族共同创造，便是如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中原王朝，很少有强制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反而是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强制自己的族人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信仰，甚至语言与习俗，而接纳和融入中原的汉文化。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便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其后的辽和金，也都曾极力实行自我“汉化”同化政策。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的元代，更是因其不同民族等级分化的制度，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致使其成为不足百年的短命王朝。总而言之，明朝以前的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从汉唐的和亲、到明朝的土司和卫所制度、贯穿各封建王朝统治者们对待其治下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大体上的主流都是尊重这些少数民族各自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以夷制夷的怀柔羁縻政策。但尽管如此，这些还都基本谈不上建立和打造任何共同意识与认同。
但是，自从1644年，崛起于东北长白山的满族，在中国建立大清帝国，带入中国北方大片疆土，缔造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除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之外的最大疆域版图后，大清帝国的满族统治者从一开始，为了更为有效地维护和巩固其政权与统治，便开始有意识地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一体，多民族自治，但又共为一家的意识与认同。
当然，清初时期，无论处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居臭名昭著的“清初六大弊政”之首的两条，“剃发令”（或称”薙发令”）和“易服令”则也同时是中国历史上已知的最为严酷的强迫他族同化的实例。这是大清帝国满族统治者最不光彩的一大污点。特别在此说明在案。
下面，笔者重点则将放在大清帝国满族统治者在其后在“中华民族”这一族群的共同意识与共同认同的孕育和诞生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缔造大清的满族统治者们作为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而成为一个既含有北方草原民族，又包括南方以汉族为主的其他农耕民族在内，如此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个整合而不是排斥的政策。（6）也正是大清的满族统治者们率先重新定义“中国”一词，来指代一个既包括汉人，又包括各类“非汉人”族群的国家的名称。这种用法在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时期也曾被使用过。（7）（8）“清朝民族政策因袭了以往历代王朝的因俗而治、以夷治夷、思威并施及和亲联姻、利用宗教力量等统治策略，但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而是依据其统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又有新的建树，形成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9）
实现和建立各个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平等的观念，首先要着手于中国自有文字历史以来对其他外族具有严重歧视的语言称谓上。这种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及中原统治者，既大汉民族胚胎和形成过程中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先进发展的骄傲与自豪所产生的对其他周边所谓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歧视导致在对其称谓上的明显歧视表达。“戎”、“羌”、“蛮”、“夷”、“狄”等早在殷商时期的甲古文中便有发现，但“狄”字中的犬字旁很有可能主要是指其为狩猎民族，如同“羌”字中的“羊”部首表示其为牧羊人一样，或许并无可以的歧视之意。但在先秦两汉时代，“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10）便显示出大民族主义思想，“既‘四夷’之国再强大也只能为子爵，反映了对周边少数民不平等的等级观念”（11）与此同时，更多的少数民族称谓中的文字被加上代表野兽的“犭”和“豸”，以及鸟虫等偏旁，加以歧视，甚至侮辱。而“身是少数民族，清代统治者改变了中国古代‘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的传统说法，以避免在民族观念中使自己处于‘夷’的地位。他们善待边疆其他少数民族,
提倡‘首崇满洲’的政治意识”（12）大清帝国强调“满汉一体”进而提倡“中外一家”。大清乾隆皇帝曾多次对朝廷重臣在奏折中无意间流露出使用原有对少数民族侮辱性词语加以严厉斥责。当乾隆皇帝的重臣们将忠诚的依附者蒙古喀尔克王爷称为“夷人”时，都会被他怒斥——他担心令他们难堪。他反复强调，“夷人”一词最好用在准噶尔（Jungars）那样的部落身上；见《高宗实录》卷167、253。当陕西巡抚陈宏谋在1754/1755年的一份奏折中，说陕北的鄂尔多斯蒙古人和汉人“夷汉一体”时，就被乾隆皇帝痛斥（《高宗实录》劵7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下，1754年12月24日到1755年1月3日）。（13）
多元共处，既有自治，又要奉中央朝廷的正朔，清初便很快就在摈弃“六大弊政”之后所奉行的，尊重、团结和笼络各个民族上层，维护多元文化、多民族帝国完整和统一的治国之策。创造了康乾盛世的中兴与辉煌。“清代继承了传统的恩威并施的治边策略，怀之以德。清朝政府笼络边疆各民族上层人物,把它们的政治领袖分别封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世袭爵位；对于宗教领袖则宠以大喇嘛、国师、禅师、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职位名号，王公有年俸廪饩，喇嘛则有佛俸口粮，实行满族与部分少数民族的联姻，尤其是与蒙古王公贵族的联姻，是其巩固北部边疆的重要制度，制定了年班围班制度，使政教领袖群集中央，观光会盟。少数民族上层来则有馆舍供应，去则有驼夫支给。边疆平时政务由他们自理，遇到动乱灾荒，中央积极支持，厚往薄来，极尽怀柔远人之成效。”（14）及至大清中期的乾隆末年，开历史先河地编纂了长达36卷的中国历史上首部中国民族语言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收词包括满、藏、蒙、回（既维吾尔）、汉五种语言。首次作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展示出治下其他民族语言的尊重与重视。无疑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意识与认同的孕育与成长，乃至成熟起到了重要的催生和催化作用。
大清帝国初期至中期的强盛时期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以及扶持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策略更是为“中华民族“之大一统的意识与认同提供了成长的沃土与条件。
综上所述，尽管“中华民族“的确是由梁启超在清末所首次提出和使用，但这一概念的孕育与催生则是始于大清帝国建立之后的17世纪初期便已经开始起步。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对于这一族群的共同意识与认同的缘起和诞生曾经起到不可或缺的贡献和作用。
三、中国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佛教最初传入现有记载的是东汉时期，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朝廷派使团将佛教迎请至当时的都成洛阳，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法师就住在朝廷的官府鸿胪寺，第二年建造了至今尚存，至今仍香火不断的中原地区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供出家僧人居住弘法。白马寺的命名便是因为由白马将佛经与佛像从西域驮回洛阳。“寺”是取自鸿胪寺，汉代的政府机构名称。进而成了佛教建筑和弘法之处的专有名称。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合译出了中国翻译的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以后，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经师先后从安息、月氏等西域地区来到洛阳译经弘法。经三国，两晋十六国，慧远法师继道安法师成为中国佛教领袖，后被尊为中国净土宗初祖。鸠摩罗什等又在长安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南北朝时期，佛教因得到由南朝的梁武帝萧衍（464-549年）以及北朝的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等皇帝的大力扶持而得以达到第一次兴盛时期。中国禅宗的开山鼻祖，被尊称为达摩祖师的菩提达摩（？-528年）便在这一时期由南天竺或波斯，经海路将大乘禅宗带入中国。山西大同的著名云冈石窟也是这一时期先人们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尽管佛教在此期间也曾先后遭受两次法难：北魏太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灭佛，后在隋唐时期，佛教得以复兴，并达到鼎盛。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带回大小乘经典657部，大量佛教经典得以被翻译。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就有六宗形成于唐代。
佛教此后再遭两次法难：唐武宗因改信道教而发动了摧毁性的灭佛运动，五代十国的周世宗发动了第四次法难。致使佛教走向衰落。
佛教此后在经宋、辽、金的印经和缓慢恢复，而到元代对藏传佛教的特别青睐，开启了此后至今数百年蒙古族与藏族两大民族之间首次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互动与亲缘关系。明朝代宗时，为了救灾，开始售卖度牒。恢复僧人免丁钱。带来此时期禅宗与净土宗的兴盛。（15）
创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大清的满族是通古斯民族中的最大一支支系，也是一个有着三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实证的悠久历史的中国少数民族。其最早见于《国语·鲁语下》：“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周成王建成洛邑，大会諸侯，肃慎也派人去朝贺，（《尚书·序》）贡献楛矢石砮及麈（似鹿而大）等方物。周成王命大臣荣伯作“贿肃慎之命”（汉·司马迁《史记·周本记》），给以赏赐。此后历代沿革，先后有汉代的挹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宋代以后为女真，直到后金皇太极于1635年颁旨改族名由女真（诸申）为“满洲”。（16）1989年10月在丹东举办的全国满族文化会议上，全国各地满族代表一致通过了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日举办纪念清太宗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颁诏以后正名满洲名称的日子，名称为颁金节。（17）
满族自古以来数千年一直信奉自己原有的原始信仰萨满教。直到努尔哈赤时代，萨满教才在女真暨满族中才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努尔哈赤接触汉族文化后，深受影响，“向前明索神佛像。使还，得奉关帝、观音、土地三像而归。愚按家家所供者，应是奉来神像，当日即与祖先供奉一龛，后世因之，不敢易也”。（17）自此，满族中出现了祖先崇拜、萨满教、佛教并存的局面。（18）清朝入关建立大清帝国之后，皇室对佛教信仰的皈依无疑有助于统治一个有着众多民族，尤其是其中人口最大的汉族，而这些民族中很多都共同信奉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小乘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生活习俗、文化认同与传承，都对中华民族，以及“泛华裔族群”产生了极其深远，且根深蒂固的影响。汉传佛教于人口最多的民族成员汉族，以及接受了汉传佛教的满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为藏族、蒙古族，以及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羌族、普米族和纳西族所共同信奉的藏传佛教，以及由傣族、布朗族和部分佤族所信仰的小乘佛教，既上部座佛教，致使佛教更重要的是作为民族形成的所谓“要素”之一，既“共同的宗教信仰”无疑成了连接和凝聚作为构成“中华民族“的众多成员民族的不可或缺的纽带和桥梁。当然毋庸置疑，伊斯兰教对于中华民族中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吉克族等十个民族，甚至相对较小的程度上，部分彝族、苗族、拉祜族、景颇族和傈僳族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所信奉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但因不是此文的主要论题，故在此不做赘言。
下面就本文的重点，藏传佛教在“中华民族”暨“华族”这个族群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萌生、孕育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功绩和历史作用。
四、藏传佛教历史概述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指北传佛教中传入藏区的佛教分支。
西藏的佛教开始於西元四世紀中叶，藏王拉妥妥日聂赞（又译为：拉脱脱日聂赞，或拉托托日年赞，藏文ལྷ་ཐོ་ཐོ་རི་གཉན་བཙན）在位時期，西藏开始出现佛教三宝所依和供奉。此后在中国的唐代，由吐蕃的松赞干布赞普迎娶文成公主时，便由文成公主将佛像及佛经带到吐蕃，松赞干布还特别为文成公主请来吐蕃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赤金佛像建造了小昭寺加以供奉。小昭寺的藏语名称为“甲达热木齐祖拉康”，意为“汉虎神变寺”。于公元八世纪时，由先此之前嫁入吐蕃松赞干布赞普的尼泊尔毗俱底公主，既尺尊公主从自己家乡带入吐蕃的一尊不动金刚像，既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原本供奉在为其建造的大昭寺内，却被移驾到现在的小昭寺供奉。而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则被供奉在现在的大昭寺内。（20）（21）以上为藏传佛教的最初开端。松赞干布赞普在他的两位妻子，文成公主和毗俱底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进而派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
此后，到了八世纪中叶，赤松德赞赞普迎请印度佛教僧侣寂护大师将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建立了吐蕃第一座出家僧寺——桑耶寺，并为七位藏族贵族剃度出家，既著名的“七觉士”。寂护大师返回印度后，又敦请其精通真言的弟子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区，制服本地原始苯教的同时，也接受了苯教等本土宗教的部分内容，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础。这一时期被称为藏传佛教史上的前弘期。(22)莲花生大师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他吸取和纳入了许多西藏原生的传统与信仰的元素，加入到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以在西藏生根，建立了藏传佛教的特有风格。（23）
此后，藏传佛教经过朗达玛（《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皆称为“达摩”）时期灭佛运动（24）的严重破坏，直到百年之后的宋朝初年，才有逐渐得以复兴。佛教由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藏传佛教在此次得以复苏。有人开始发掘和编辑经朗达玛灭佛而幸存的旧有佛教经典，称其为伏藏，故而由前弘期旧译经典和伏藏所建立的加派便是宁玛派。而此时在朗达玛灭佛之后，从印度重新取回翻译的经典则被成为新译。由大译师仁钦桑波宠幸的佛教被成为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正是在此期间，噶举、噶当、萨迦、觉囊、格鲁等各派的传承，均在后弘期逐渐形成。（25）
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册封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统领吐蕃。（26）萨迦派由此而成为吐蕃的政治与宗教领袖，成为萨迦巴。开启了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和格局。及至元末明初，帕木竹巴取代了萨迦巴的势力，帕竹噶举派开始兴盛起来。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年）册封噶马噶举派第五世法王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这一称号为噶玛噶举派历代法王沿用至今。
十四世纪由班智达宗喀巴大师所创立的格鲁派，或称格鲁巴派，为藏传佛教四大派之一。系阿底峡尊者噶当派的后裔之一。亦被称为黄教，在当今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其四大活佛则在所有藏传佛教徒中享有值高的地位。这四位活佛为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喇嘛、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以及蒙古国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由于格鲁派是四大教派中最晚出现，也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派，且宗喀巴原至萨迦的寺院学习，格鲁派几乎吸取了各个教派的各种精华教法。（27）自从宗喀巴大师开宗立派之后，格鲁派便深受信众的欢迎，因此很快就代替了噶举派，接管了全藏的政教事务，成为第一大教派。而达赖喇嘛这一尊号，则是1578年由土默特部蒙古可汗俺答汗赠予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下面笔者将把笔墨集中在蒙藏的民族关系与藏传佛教的千丝万缕的历史关系。
五、蒙藏关系与藏传佛教
蒙藏关系最早始于1253年八思巴见元世祖忽必烈。是年夏，由阔端之子蒙哥都将八思巴带领至六盘山见忽必烈，被视为施主与福田。此年八思巴接受萨班临终前所传衣钵法物，成为萨迦派第五世法王。后跟随忽必烈左右，于1254年“优礼僧人诏书”。1255年，在忽必烈面前舌战西京道教，以其渊博学识和卓越的辩才，大获全胜，致使参加辩论的道教首领理屈词穷，俯首认输。126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受玉印，任中原法王，统领全国佛教。八思巴于中统四年（1264年）返回西藏，行前被封为藏区政教之主。1269年，八思巴又以吐蕃文字为基础设计了一套蒙古新文字，史称八思巴字。（28）1270年，忽必烈更晋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也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前世之一。
及至17世纪初期，很多蒙古部众开始信奉藏传佛教。而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进一步流传，则是在索南嘉措应土默特部蒙古的俺答汗于明万历五年（1578年）之邀于青海湖东部的仰华寺会见，向俺答汗宣传格鲁派教义，使蒙古族放弃了萨满教信仰，而皈依了佛教。俺答汗赐予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29）因为索南嘉措的名字中的“嘉措”（藏文：རྒྱ་མཚོ）在藏语中是“大海”的意思，而“喇嘛”是藏语对上师的称呼，也因含有“智慧”之意。而大海译为蒙古语之后的发音则为“达赖”，故而“达赖喇嘛”则意指“智慧深似海”，“知识渊博无限”。（30）宗喀巴大师本人创建格鲁派之初并没有吸收转世制度，而是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为防止内部分裂，袭用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和部分高僧指定后藏出生的一名男孩根敦嘉措，为根敦朱巴的转世灵童。自此而形成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系统。索南嘉措受封为达赖喇嘛尊号后，追认根敦朱巴和根敦嘉措两位前世分别为第一世及第二世达赖喇嘛，而自己则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感谢俺答汗的恩典，索南嘉措为俺答上尊号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承认他为成吉思汗的化身，为全蒙古的大汗。而且，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指示自己圆寂之后，转世灵童将会在俺答汗的后人之中。于是，俺答汗的曾孙成了达赖喇嘛中唯一一位蒙古族出身的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格鲁派在藏区的另外一位活佛班禅喇嘛，则也是与蒙古汗王的封赐有关。班禅系来自梵文“班智达”（意为博学）缩写，而禅则是藏文“钦波”（藏文：ཆེན་པོ་，意为大）的简称。1634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因遭受噶举派政权藏巴汗、苯教土司顿月多吉、喀尔克蒙古却图汗等势力的威胁，共同致信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首领固始汗，请求其出兵救援。1636年，固始汗亲自前往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商议出兵事宜，并被赠予“丹增却杰”（执教法王）的称号。之后，他又归顺后金皇太极政权，以巩固后方。1637年，固始汗攻入安多，灭喀尔克蒙古却图汗，控制安多全境。1640年发兵西康，灭顿珠多吉。旋即又于1641年突袭西藏，并于次年攻占日喀则，灭藏巴汗政权，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固始汗尊奉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并于1645年赠予其“班禅博客多”的尊号。“博克多”为蒙语“睿智英武”之意，即为第一位生前称班禅者。格鲁派确认洛桑索南嘉措为第四世班禅，追认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为第一世班禅，索南却朗为二世班禅，罗桑丹珠为三世班禅。而固始汗本人则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被大清顺治皇帝封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成了事实上的“藏王”。然而，固始汗并沒有對西藏直接军事统治，也没有控制统治区域内卫藏地区的经济赋税，而将其交给了五世达赖，使得五世达赖确立了在卫藏内的政教合一的领袖地位。（31）
其后，固始汗之孙拉藏汗于1701年继位，被大清康熙皇帝册封为翊法恭順汗。拉藏汗于1703年抵达拉萨，1705年杀死在五世达赖圆寂之后，长达十五年秘不发丧，而在西藏专权的第巴桑结嘉措，并废黜由他所拥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重新选定阿旺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并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尽管如此，藏区人民普遍仍认定仓央嘉措为正统的六世达赖喇嘛。1721年，清廷正式追复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的身份。这便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真假六世达赖喇嘛之争。生活在专权的第巴桑吉嘉措的阴影之下，毫无实权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历代达赖喇嘛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对政治和权力并无很大兴趣的年轻人。尽管有着宗教戒律的条条束缚，他却是个叛逆，热衷于寻情说爱。作为达赖喇嘛他或许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但却因为所留下的脍炙人口的情歌，而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受藏族人民的爱戴的著名诗人。除了因为他是由第巴桑吉嘉措所拥立之外，他的不够检点、放荡不羁的行为也自然成了拉藏汗多次请求康熙皇帝将其废黜的口实之一。拉藏汗在康熙皇帝的要求，将其送往北京。在途中，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于青海湖附近失踪。其实，仓央嘉措是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门巴族家庭。宁玛派并无格鲁派那样的严格戒律。而仓央嘉措在十五岁之前就已经和很多女性谈情说爱，并同床共寝过了。而他与拉藏汗之间的纠葛，甚至其最终下落，官方与民间有诸多不同说法，至今是未解之谜。而拉藏汗本人，则被准格尔蒙古的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攻入拉萨而杀，致使和硕特汗国灭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仓央嘉措是门巴族，而在藏人眼中，他是不折不扣的藏族人。这是因为藏族人其实也是一个族群概念，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各部时，建立的吐蕃王国便也是由多民族成分融合成的一个族群共同体。甚至如今的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羌族、普米族和纳西族也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看做是藏族这一族群共同体的成员。当然，这最终主要还是要取决于这些民族自己的认同。（32）
六、藏传佛教与清初满、蒙、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对民族团结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
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与认同形成过程中，谈起蒙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我们也不容忽视蒙古族与维吾尔族以及其他信奉伊斯兰交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历史互动关系。众所周知，在“五族共和”说法中的汉、满、蒙、回、藏，其中的回，并非单指中国的回族这一少数民族，而是主要指维吾尔族的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蒙古族与维吾尔族的互动与密切关系也是由来已久。史载室韦的蒙古部发迹于斡难河时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乃蛮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虽然已经被俘，但仍然坚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嘉许其对于自己国家的忠诚，遂命其掌管蒙古的文书印信。并命其教授太子、以畏兀字（回鹘字母）来书写蒙古语。（33）1269年，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另制八思巴文来作为元朝的官方文字。虽然多次诏令，而当时的蒙古人仍然喜欢使用回鹘式的蒙文字母。16世纪蒙古普遍开始信奉佛教，广译遍传佛经，蒙古文字因而得到普及和定型。1587年，喀喇沁翻译者阿尤希固什为了便于转译藏、梵语音，修改旧有字母，创制了阿礼嘎礼字母。该字母系统可以表达所有的藏、梵语语音，且可以表达诸蒙古语所无之辅音群。而此时的蒙古书面文字被学界称为古典蒙古文。此后，17世纪末至18世纪，古典蒙古文得到充分发展。清代亦取鉴于蒙文字体，创造满文以书写满语。（34）
从上述史实的考察，清晰可见藏传佛教在连接蒙古族与藏族的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甚至畏兀儿文字，对蒙古文和满文在记录蒙古语和满语，满足翻译佛经的需求也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藏传佛教在构建中华文明格局中曾发挥过重要的文化纽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其催生与催化剂，又是粘结多个成员民族的粘结剂。
创建大清帝国的满族统治者早在入关之前，就已经高度意识到谨慎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于维护与巩固其政权，建立多民族构成的大一统国家的至关重要。经过努尔哈赤时期在关外对汉族的强行同化政策加剧民族矛盾，激起强烈反抗的教训，皇太极则很快实行允许蒙古族与汉族入旗，从而建立蒙军八旗与汉军八旗。各民族的八旗得到基本上平等的对待。于此同时，满族统治者利用与蒙古族上层长期的联姻关系，继而在利用蒙古族与藏族之间因共同信奉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同时得以有效地拉拢这两个民族的上层，为未来帝国建立后维护和巩固边疆打下坚实的基础。“清朝入关以前同样通过联姻等方式大量与蒙古各部结盟来壮大其力量，并借助蒙古的力量入关，建立清朝。但在清朝前期，因蒙古势力强盛且信奉格鲁派，清朝统治者遂采取了“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不但促成了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也促成仿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等大批藏传佛教寺庙在承德避暑山庄和北京的兴建。因清朝在政治和宗教上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采取特殊尊崇政策，也导致清朝统治者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这样，从明末至清前期，满、蒙、藏之间遂形成特殊的联盟关系。从很大程度上说，清朝正是通过这一联盟逐渐取代了蒙古对藏地的控制权，将西藏牢牢纳入其治下；也通过这一联盟逐渐收服蒙古各部，巩固了其对整个北方地域的统治。所以，明末清初以来形成的满、蒙、藏联盟，对构建中华文明整体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连接满、蒙、藏联盟的纽带正是藏传佛教。”（35）
早在大清帝国建国初期，打造包括多元民族文化且有共同意识与认同的大一统中华民族的概念便已萌生。为其后来的成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所谓“五族共和”中的三个主要民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加上前面提到的维吾尔族（回鹘），更是其中四个民族的密切关系就已经开始确立。
七、结语
交通、互联网、全球性的移民浪潮对诸多曾经是单一民族国家人口构成的冲击，当今后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原有的国家民族概念以无法适用于现有的超越国家、地域、血缘关系、语言、文化传统、肤色、种族、宗教、生活习俗等许多所谓定义“民族”所需的基本要素的现实。全新的一个完全以共同意识与认同的族群概念（亦即“人类利益共同体”）已经形成，对于个体，自我认定的归属意识与认同，对于整体，共享的所属人类群体认同和归属感。针对全球范围内千差万别的客观环境下，但却明确有着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的所有人，笔者引进了“泛华裔族群”（简称“华族”）这一概念，并明确肯定其源头无疑是现在中华大地上的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故而，追溯和考察“中华民族”的萌生与形成，也同时是认识和了解“泛华裔族群”的来龙去脉。笔者得益于两次参加“佛教传播之路学术考察”，加之参阅大量文献，以及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此试图阐述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上部座佛教，既小乘佛教）在泛华裔族群，暨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并梳理和展示汉、满、蒙、回（维）、藏及其他民族积极参与民族间互动，融合进而为中华民族铸就过程做出过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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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学君（英文名：GarryGuan），美国德照科技公司（Tetra
Tech, Inc.）田野考古研究员；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艺术与建筑史客座研究员
2021年12月10日，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雷丁市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得到诸位学者好友的热心启发与指导，并得到他们对初稿的审校和修改。其中包括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以及北京语言大学徐宝峰教授。此外，在本文写作中也大量参考了《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以及《知乎》等等公共平台以及互联网上众多未署名作者的研究成果，笔者不敢贪天之功，在此一并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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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12）。
（15）
本章在撰写时大量参照了署名为明月沧海V在Bilibili.com网站上发表的一篇博文《佛教简史|印度佛教史及中国佛教史合讲》，在此予以致谢。作者：月明沧海v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9310328 出处：bilibil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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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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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据《汉藏文书》载，朗达玛于39岁时即位，其并非一贯反佛，执政的前两年依然推行佛教，后来在韦·甲多热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反对佛教。（《贤者喜宴》288页，脚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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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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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
（33）
《元史》列传第十一：《塔塔统阿传》。
（34）
莊吉發雍正朝滿漢合璧奏摺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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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硕、王鑫源。《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认识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载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qhass.org/html/cms/guandian/11761.html。时间：2021-07-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