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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楊安澤當選紐約市長

安妮·洛瑞 俄州亞太聯盟

    他剛剛恢復了紐約市市長競選的活動,此前他因爲得了新冠休養了兩周,仍然能看得出病態。他戴着兩層口罩,聲音很難聽得清楚。他偶爾會咳嗽。他看上去有些疲憊,儘管他標誌性的書獃子式親和力——試想一下“那個中學生們很喜歡的化學老師”或者“你不得不承認是個好團建練習領隊的人”——完全展現無遺。他對路人哈哈大笑,竪起大拇指自拍,提醒上班族們6月22日是初選日,帶着眞誠的敬仰感對穿着醒目街頭服飾的人説:“你看起來眞酷!”。
    在演講臺上,他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宣佈了一個非常大的想法。人群中有好奇的當地人,有幾個記者,還有一群戴着寫有“Andrew Yang(安德魯·楊)”的口罩的工作人員。他的競選團隊名字叫“大蘋果軍團”,這也恰好是一個流行的同性戀社區軍樂隊的名字。楊安澤提議,紐約市雇用1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輔導10萬名因新冠疫情導致學習損失最大的公立學校孩子。他引用了有關數字鴻溝和輔導效果的統計數據。他把這個話題變得個人化:“我自己也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家長,”他説,“今年對我們的孩子來説是可怕的。”
    楊安澤對紐約市選民的宣傳,與他在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中對廣大美國民衆的宣傳並無二致:宏大的想法,有數據支撑。他希望市政府爲生活在深度貧困中的50萬紐約人設立基本收入。他希望建立一個公共銀行網絡。他想把紐約變成加密貨幣的中心,並建造賭場,把酒店改造成經濟適用房。把白皮書和競選宣言放在一起,一幅致力于社會民主和人類繁榮的超現代市政樂園的圖景就出現了。
    至於這些偉大的構想如何獲得資金和實施,則較爲模糊。楊安澤曾經管理過一家科技非營利組織、一家家敎公司,還參加過一次又一次的競選活動。但他從未擔任過民選職位,也沒有領導過官僚機構——更不用説像紐約這樣規模龐大、政治紛爭不斷的官僚機構了。他也曾經承諾過要減稅,儘管是軟性的。

    不過,紐約市的選民們還是聽懂了前進的呼聲。他們受到經濟衰退的打擊,餐館、酒吧、劇院、博物館和酒店紛紛倒閉;受到病毒的創傷,3萬居民死亡;剛剛開始從一年的停業和社交疏遠中走出來。鑒于過去一年的恐怖,這些選民中的許多人已經失去了他們對漸進式進步和技術官僚小球的耐心。楊安澤要大干一場了。他有深厚的競選戰績,而且比其他候選人的知名度更高。雖然競爭依然激烈——布魯克林區長亞當斯(Richard Adams)和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的前顧問瑪雅·威利(Maya Wiley)都有着份量相當重的支持——但截至3月中旬,楊安澤以13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于其他候選人。
“Andrew Yang!”當地一位名叫史蒂夫·陳(Steve Chen)的修車厰老闆喊,候選人停下來欣賞他的運動鞋。(再一次:“你看起來眞酷!”)他們合拍了一張照片;然後,當候選人走開時,陳向我展示了角落里的一幅塗鴉壁畫,畫的是楊安澤的英文和中文名字。
    楊吿訴我,在紐約的這個地方(法拉盛),他覺得特別有家的感覺。他的妻子艾芙琳(Evelyn)就是這里人,她現在是照顧他們兩個年幼兒子的家庭主婦,也是性侵犯幸存者的代言人。楊安澤自己並不是在這個城市里長大的,而是在一站北方鐵路(Metro North)之遙的威徹斯特(Westchester),他是一個台灣移民家庭的次子。“如果你是在紐約郊區長大的,你所有的電視台和電台,所有的運動隊,你的同學在學校里談論的所有球隊都是以紐約市爲基地的,”他説。“紐約感覺就像宇宙的中心。然後,每隔一段時間,你就會走進這座城市,它是如此之大,令人難以抗拒。你會覺得,哇,這里是宇宙的中心。”

    楊先生花了一些時間才感覺到宇宙的安全。他在郊區的成長經歷並不總是快樂的。在學校跳級後,他因爲是亞裔、是個書獃子而被欺負,有時甚至遭遇暴力。他早期的履歷是一個直截了當的成功者:他在進入布朗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之前,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Phillips Exeter)的寄宿學校上學。24歲時,他已是戴維斯-波克-沃德威爾(Davis Polk & Wardwell)白鞋律所(white-shoe firm,特指一些專業行業的精英公司)的合夥人,年薪約15萬美元。從某種意義上説,他成功了,而且就是在紐約。
    但楊先生討厭公司法,早就懷揣着爲自己工作的野心。儘管欠下了六位數的學生貸款,但在離開戴維斯-波克之前,他還是與人共同創辦了Stargiving,這是一家幫助名人爲慈善事業籌款的初創公司(它的口號是:“明星與慈善一拍即合”)。Stargiving失敗了,楊安澤參與的其他白板期産品也失敗了。他在上世紀初加入了在線輔導公司“曼哈頓GMAT”,並最終成爲CEO;2009年卡普蘭(Kaplan)收購了它,使他成爲百萬富翁。
    2011年,他創辦了Venture for America,這是一個光鮮亮麗的、以技術爲重點的改裝版Teach for America。這個非營利組織的目標是,將頂尖的大學畢業生嵌入到克利夫蘭、底特律和塔爾薩等地的初創企業,將這些往往被贏家通吃的東西海岸勞動力市場所壟斷的人才得到更高效的分配。這一努力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奧巴馬主政的白宮將楊安澤評爲“變革的倡導者”。但這一項目也陷入困境,只創造了幾千個工作崗位。
    不過,Venture for America還是爲楊安澤提供了一個跳板。它讓他在硅谷、華爾街和華盛頓特區建立關係。它還幫助他發展了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他後來稱之爲“以人爲本的資本主義”。特別是,楊安澤開始擔心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進步會抹去廣大美國人的工作崗位——從放射科醫生到卡車司機,就像幾十年前機械的進步抹去了農民和鍋爐工的工作一樣。他認爲,將就業的反烏托邦轉變爲技術烏托邦的方法是一個有500年歷史的想法,即全民基本收入,或稱UBI,也就是説政府就是直接給每個人錢。
    我在這里要指出,許多著名的技術變革和勞動力市場硏究者並不認同楊安澤對機器人驅動的就業災難的看法。他們認爲,在過去,機器並沒有奪走工作,而是解放了人類,讓他們去做更安全、更不辛苦、更有創造力的工作。(楊安澤反駁説,今天代碼的進步和昨天拖拉機的進步是不同的,現在的變化速度是指數級的。)

    無論楊安澤對機器人就業災難的看法是對是錯,給每個人每月1000美元(他提出的“自由紅利”的數額)的概念並不像看起來那么離譜。他所提出的,從功能上來説是一個兜底的社會保險計劃,旨在促進所有美國人的尊嚴,而不管未來的經濟轉型如何。這一願景是他的總統競選的核心,而他的競選活動中還塡充了100多項其他政策建議,包括公共資助的婚姻咨詢。
    他的競選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效的。媒體喜歡楊安澤和他豐富多彩的理念(他幾乎答應了所有的採訪要求,這一點很有幫助)。他贏得了一些著名的支持者,隨着他的網紅的發展,成千上萬的人(大多數是年輕人)在他們的推特自我介紹中添加了“楊幫”的標籤。在競選過程中,他發揚了自己的技術爸爸形象:笨拙、自嘲、熱情。
    雖然楊安澤最終在2月愛荷華州黨團會議一周後退出了競選(在該會議上他未能獲得一個代表),但他的實力超過了許多更知名的候選人。他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非營利組織的主管,變成了政治名人。而他所傳遞的獨特而受歡迎的信息,也促使華盛頓對現金福利的態度迅速改變——例如,請看最新的經濟刺激計劃中的UBI-for-kids項目,該項目將爲大多數家長每月爲每個孩子送去數百美元。
    楊安澤説,從退選的那一刻起,他就想重回政壇,目標是儘可能多地積累個人影響力。(這是第一次有政治家在我面前承認這么多)。他曾玩過試圖加入拜登政府,但最終決定轉而競選市長,這是一個很容易作出的決定:當你自己可以做老闆的時候,爲什么要爲老闆工作呢 他開始將他的藍天總統理念調整成治理一座城市的規模。他聘請了一個由政治重量級人物組成的團隊,包括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前顧問,來指導他的競選活動,他還重新啓動了他的籌款機構。而在今年1月份,儘管紐約還在因爲新冠疫情而關閉,他還是啓動了積極的現場競選活動計劃。
    他在競選中突然佔據主導地位,讓紐約的許多政壇老手們感到困惑。這傢伙不僅缺乏相關經驗,而且他甚至沒有眞正被稱爲紐約人。他還犯了不少錯誤,比如説他在新冠疫情封鎖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在自己的鄉間別墅里度過的,還把看起來寬敞光鮮的超市描述爲“便利店”。但楊説,這種抱怨對選民來説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想法。紐約人喜歡他的想法,而其他政客卻總是不能給出他們的想法。“坦率地説,許多我們要幫助的人,對政治流程並不是那么關心。”他説。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否關心,許多人對政府能夠實現的目標都抱有越來越大的希望,這一點有助于楊安澤的競選活動。自奧巴馬時代以來,左派已大幅向左移動。民主社會主義者越來越多地當選;國會對赤字問題的擔憂甩手而去;曾經溫和的政客開始談論(羅斯福)新政規模的政策解決方案。大規模的經濟衰退幾乎在所有地方都加速了這一趨勢,但在這個全美國最脆弱、人口最多的城市卻尤爲顯眼。紐約一直將自己視爲公民創新的實驗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不受歡迎的市長白思豪所做的最受歡迎的事情之一,就是實施全民學前敎育UPK)。但現在的感覺是,人們對大問題的大解決方案的胃口尤爲強烈。即使在新冠病毒災難發生之前,紐約就因爲負擔能力危機而每周流失2600名居民。疫情過後,許多紐約人迫切希望這座城市能重新展現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活力。
    楊安澤繼續在法拉盛穿行,他大談自己的願景,並聽取選民的意見。在某個地方,他閃進一家波霸奶茶店。他説:“我眞的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從店後墻上的漆盒中抽出一張紙,笑着説:“這是台灣的傳統,叫抽籤。”當他的支持者擠滿小店的時候,他從紙條上讀出了一句諺語和對未來運氣的預測:“它説:‘不要感到孤獨,要靠朋友度過難關,’”他宣讀道。“一般般的好運氣。”人群中的一位女士看着楊先生紙條上的預測補充道。“非常好的運氣是很難遇到的。”“一般般的好運氣!”楊先生説。“這還眞有點傷心。”
    他戴着每天都會戴的同款條紋圍巾,他看到了自由女神像,打着哈哈,敬着禮。“看看這個!”他説。“很愛國!”他的競選攝影師給他拍了幾張盯着中間距離的照片。

    我注意到我們離開始的地方有多遠,從字面上看的距離。從Throgs Neck到史坦頓島可能需要幾個小時,除非你有直升機或摩托艇。在這五個區,生活着800多萬紐約人,其中有100萬名公立學校學生,近6萬名無家可歸者,32.5萬名公職人員,200萬名房主,以及113名億萬富翁(姑且不論)。做這些人的市長,常被稱爲美國政壇第二難的工作,實際上也可能是第一難。
    在幾次談話中,楊安澤和我談起了他的計劃,他要建立一種以親商爲導向、社會服務敏捷、物質基礎設施優良的城邦。有點像一個爲我們這個晩期資本主義時代所改造的菲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 Guardia)政府。楊吿訴我,官僚主義的障礙是眞實存在的。全市的預算有40億美元的缺口,也是一個問題。但他很快就把話題轉到了他的計劃上,包括吸引更多的州和聯邦資源,他尋求“適度增値”的願景,以及他希望搾取這城市里的億萬富翁們,並與非營利組織合作。
    楊正和我坐在渡輪里面,岔開話題談論紐約慈善機構的獨創性,這時我們看到外面甲板上的一個人舉起柺杖,打了一位攝影師。這位蓋蒂(Getty)的攝影師斯賓塞·普拉特(Spencer Platt)一直在跟踪楊安澤的競選活動,攻擊是隨機的、毫無緣由的。
   “哦,我的上帝!”楊大喊,我們冲到外面,普拉特和襲擊者正在打斗。襲擊者轉過身來,看到了戴着安德魯·楊口罩的楊安澤。“紐約的楊!”他兩眼放光地叫道,普拉特趁機逃開了。“眞的是你!你想讓我支持你嗎?”
    “我願意。”楊説,他的身體緊張,但語氣溫和。他審視着那個人精緻的金項鏈。“你這是那種‘和平的子彈’(Bullets 4 Peace)項鏈嗎?”他問,指的是一個用廢舊彈殻製作的首飾系列。
    “不是!”那人竪着大拇指説。“眞想不到,我竟然在紐約見到了楊先生! 我可以拍張照片嗎?”

    兩人合影留念,一次隨機的暴力行爲演變成了一次競選見面會。幾分鐘後,兩名警察趕到,對該男子進行詢問,但沒有拘留他。渡輪在史坦頓島靠岸後,我們看着這名男子跳着舞走到大街上,楊安澤和警察們聊起了疫苗。
    後來,媒體對這次柺杖事件的報道試圖對其進行某種叙事:楊安澤介入阻止了一名在渡輪上毆打攝影師的男子。這個版本的故事不會錯。但實際上當時的情形是奇怪而混亂的,在我看來,並不是楊安澤阻止了襲擊者,而是襲擊者被楊安澤以其善良的本性和個性特點以及不同尋常的政治磁性分散了注意力。